刘衍峰：青年数字游民现象的生成缘由、现实表征与引导策略

[摘   要]身处泛在、即时在线的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青年选择抛开传统工作方式，转向探索更具灵活性和自由度的职业路径，由此催生“青年数字游民”这一新型劳动者群体。技术进步、数字化劳动模式的普及，为他们提供了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可能；全球化进程与流动性社会的发展，赋予他们跨国迁移和文化探索的机会；而青年群体对传统职业生涯的反思及对工作场地自主性选择的强烈渴望，则为他们选择数字游牧生活方式提供了文化驱动力。青年数字游民强调“生活即工作，工作即生活”的理念，在身份认同上呈现去地方化的特征，依托虚拟社群与全球化网络建立了广泛联系。规范引导青年数字游民，需要制定数字游民友好型的治理措施，建立数字基础保障设施；推动数字游民融入在地社会，优化数字游民的流动社区建设；促进数字游民与线下公众的跨文化交流以及文化融合共创。 [关键词]青年；数字游民；数字游牧；互联网；全球化   
 
     
 伴随数字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现代社会的劳动形式和生活方式不断发生深刻变革。尤其是在21世纪，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跨国经济的融合催生了诸多新兴的职业形态与工作模式，青年群体在这些变革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一代，他们成长于网络与数字技术环境中，对技术的应用和跨平台协作具有天然的敏感度和适应性。因此，在“永久在线、永久连接”的数字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不再以大城市作为‘宇宙的尽头’，不再把自己裹挟进都市‘内卷浪潮’而难以自拔的生活状态”[1]，而是去探索更具灵活性和流动性的职业路径。由此，青年数字游民这一现象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兴起，并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新型劳动形式与生活方式。然而，青年数字游民现象的兴起并非单纯依赖技术进步和全球化条件，而是更深刻地反映了当代青年劳动者在职业选择、工作伦理和自我价值追求上的重大转变。相比于老一代人对稳定性和职业保障的需求，当代青年更加注重职业的灵活性并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更加注重对职业自主性、自由性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数字游民现象的本质，一定程度上是青年劳动者试图通过跨国流动与数字化工作模式来逃离传统雇佣关系的束缚，重新定义劳动的意义与生活的价值。因此，青年数字游民现象不仅是当代社会技术变革的产物，也是劳动市场、社会文化和个体价值观深刻转型的结果。 

一、数字游民的定义及其演变    

 数字游民是独立于固定地点的现代工作者，在具备随时随地工作的硬性条件下，保持移动生活方式和迁移模式[2]。作为一种新兴的劳动群体和生活方式的概念，它最早由牧本次雄（Tsugio Makimoto）和大卫· 曼纳斯（David Manners）在1997年提出，借助高速的无线网络和强大的移动设备，未来社会将摆脱传统工作的强制性和纪律性结构，使劳动者能够在依靠互联网创造收入的同时周游世界[3]。当时，这一概念尚处于理论设想阶段，用来描绘一种通过数字工具实现自由流动、随时随地工作的未来劳动模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游民逐渐从一种潜在的生活形态转变为现实社会中的具体群体。截至2022年，全球数字游民人数已经达到3500万人，且这一数字仍在快速增长[4]。“数字化”与“游牧式”是数字游民的核心特征。“数字化”指的是他们以数字工具（如计算机、智能手机、远程协作平台）为主要工作媒介，通过互联网与全球客户或雇主建立连接，参与各种任务型、项目型或长期远程工作。“游牧式”则意味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不再依赖固定的地理位置，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能够自由地在全球各地迁移。与传统的流动性劳动者不同，数字游民在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点时更加注重个人兴趣、文化体验和生活质量的综合考量。这种“去定居化”的劳动与生活方式，使数字游民能够在某一特定时间段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城市或国家定居，但这种定居是短暂的、灵活的，并且随时可以转换。因此，数字游民的工作和生活模式呈现出一种高度流动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数字游民的演变可以从技术和社会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考察。20世纪末，数字游民的概念主要是对未来工作方式的一种预测，其实现程度受到技术条件的限制。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10年之后，全球数字化进程加速、互联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尤其是高速宽带和移动网络日益普及，使远程工作不再局限于科技前沿的少数企业，而成为被广泛应用的工作方式之一。技术条件的改善极大地降低了跨地域工作的门槛，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能够通过数字平台实现全球协作。同时，智能手机、云计算、跨国支付系统等技术的发展，为数字游民在全球不同地点自由迁移和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伴随技术条件的成熟，数字游民的劳动形式也从最初的零星个体实践演变为系统化、专业化的劳动模式。早期的数字游民主要集中在少数具有技术能力的自由职业者，如程序员、设计师和网络开发人员等，他们依靠特定技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远程工作机会。随着自由职业平台和远程工作平台的兴起，越来越多的非技术类劳动者（如教师、顾问、营销人员等）也加入这一行列，形成了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的职业结构。 此外，数字游民的地理分布逐渐从少数几个热点城市（如旧金山、柏林）扩展到世界各地的旅游城市（如东南亚的清迈、欧洲的里斯本），我国浙江安吉、云南大理等地也是数字游民的青睐之地，这些地区成为数字游民的聚集地和共享办公的“游牧中心”。不少青年劳动者认为，传统的办公室环境并非实现职业目标的唯一方式，抑或不是最佳方式，逐渐接受了通过数字平台进行全球协作和跨国迁移的工作形式，并开始将这种模式视为一种常态化生活方式。 

二、青年数字游民现象的生成缘由     

青年数字游民现象反映了现代社会技术的进步、青年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他们拥抱自由、灵活的工作环境，倾向于将工作与旅行结合，探索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的机会。 

（一）技术层面：技术进步与数字化劳动模式的普及 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劳动模式，催生了新型的数字化劳动形式，并为青年数字游民现象的兴起提供了技术基础。信息通信技术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全球范围内的远程工作成为可能。高速宽带网络、移动互联以及云计算技术的成熟，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束缚，让劳动者能够轻松实现跨地域的实时沟通和协作。在Zoom、Slack、Microsoft Teams等远程办公软件和协作平台的推动下，青年劳动者无须依赖固定的办公场所，可以在任意地点进行高效工作。这种“随时随地”的工作模式极大地迎合了青年一代对灵活性的需求，使他们能够自由选择工作地点、安排工作时间，逐渐摆脱传统“朝九晚五”工作制度的束缚。 数字经济的迅速扩展也使Upwork、Freelancer、Fiverr等各类线上自由职业和任务型工作平台应运而生，为青年提供了大量远程工作和任务外包的机会。这些平台通过建立开放的全球工作市场，连接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劳动者与雇主。青年劳动者能够根据自身技能与兴趣，自主选择工作内容、合作方式及工作时间。自由职业、在线教育、内容创作等多种数字化劳动形式因此迅速普及。不同于传统的雇佣关系，这种基于平台的任务型工作模式使劳动者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灵活和多样化。劳动者不再依附于某个单一雇主，可以同时为多名客户提供服务，甚至在不同的职业角色间自由转换，形成了“多重职业身份”的新型劳动状态。与此同时，平台经济的崛起进一步改变了青年群体的劳动方式和收入来源。数字平台通过零工经济模式将传统的全职工作分割为一系列可外包的小任务，这种碎片化的工作形式能够为青年劳动者提供灵活的工作机会。“他们通常会在第三方承包的网站上寻找工作机会，通过在线应用程序完成特定任务，将数据存储在云端或设备中，然后以数字形式将最终产品交付给承包商或雇主。”[5]青年数字游民在这些平台上成为自由职业者、短期承包商或项目型工作者，通过高度流动和不确定的全球劳动市场获得自由。 

（二）空间层面：全球化进程中的流动性策略与跨地域迁移 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亦深刻改变了现代社会的工作方式、空间布局与文化价值观，成为推动青年数字游民现象生成的关键动力。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发展，跨国界的工作与生活方式日益增加，地理边界对劳动者的束缚逐渐弱化。“数字游民作为创意群体中最易于移动的人，移动群体中最具创造力的人，具有在自然空间、组织空间和网络空间中自由穿梭的条件与能力。”[6]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由选择生活和工作的地点，将工作从传统的固定办公场所中解放出来，实现“生活与工作相融合”的新劳动模式。得益于全球化进程，越来越多的青年能够在不同国家和城市之间迁移，通过地理空间的跨越来探索多元文化、优化生活体验，并在全球不同的文化和经济体系中实现职业发展的最大化。全球流动性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劳动策略——地理套利。地理套利是指数字游民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生活成本和收入水平的差异，在低成本地区生活，在高收入地区工作，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优化经济收益。[7]例如，青年数字游民可以在低生活成本地区（如东南亚、东欧）定居，同时从事面向欧美市场的高薪远程工作。这种策略降低了生活支出，提升了个人生活品质，使他们能够通过跨地域的迁移和工作地点的灵活选择，规避传统劳动市场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全球化背景下的地理空间流动性赋予了青年劳动者在空间迁移中更多的主动权与选择权，使其得以利用全球化的经济不平衡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全球化不仅改变了经济地理空间和劳动模式，还深刻影响了青年一代的生活理念。全球化加速了多元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使年轻人对不同地域的文化有了更深的感知理解。“出于对城市流水线、机械化的工作以及对人身控制严格的时间安排产生反感，已经开始‘对被异化的打工生活进行反思，渴望在精神与身体上获得自由，选择主动逃离城市’。”[8]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定居”观念，而是倾向于追求更加流动化的生活方式。在这种价值观的推动下，青年数字游民视流动性为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通过全球迁移和跨文化体验来实现自我成长、个人发展和文化认同。“数字游民追求职业自由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将他们所偏好的休闲要素融入工作环境中”[9]，他们强调生活中“流动的自由”，认为真正的职业自由不仅体现在工作内容和时间安排上，还体现在打破地理限制，在不同地点之间灵活迁移上。此外，全球化所带来的跨文化迁移和身份多样化使数字游民在流动中形成了一种“全球公民”式的身份认同。青年数字游民不再将自己视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定居者”，而是将自己定位为“世界公民”或“全球流动者”，他们通过不断变换居住地来体验不同的文化氛围、社会制度和人际关系，从而超越了单一民族或国家身份的限制，形成了对全球性身份认同的追求。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在单一文化中追求归属感的模式，青年数字游民通过跨文化流动在全球范围内建构个人网络和职业认同，实现一种“去地方性”的高度流动的身份重构。 

（三）文化层面：青年群体的文化需求与价值观变迁 不同于传统社会中将工作视为生存保障和社会地位的主要来源，当代青年更倾向于“劳动已经不再单纯是为了满足生存的基本需要，更重要的是工作本身具有的意义、价值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富足感”[10]。为此，青年数字游民常常通过远程工作、跨国流动和文化探索的方式，主动构建一种能够平衡工作与生活的新型职业模式。他们强调“工作即生活”的理念，认为工作不仅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更是实现自我价值和生活目标的途径。数字游民现象的流行体现了当代青年对传统“工作—生活”冲突模式的解构与重构：他们将生活和工作的界限模糊化，通过不断变换的工作地点和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追求工作与个人生活的和谐统一，从而使工作不再是束缚自由的枷锁，而是实现个人愿景和精神愉悦的方式。 对自主性与自由的追求构成了当代青年文化需求的重要内核。“自由是人们从传统工作者转变为数字游牧民的主要驱动力”[11]，青年群体普遍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与个性化追求，希望在工作与生活中保持高度的自主性与控制权。他们渴望摆脱传统雇佣关系中权力不平等的束缚，能够自由选择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和工作地点。这种对自主性的追求反映了青年一代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时，希望通过增强个体控制力来掌握自身命运的需求。数字游牧因此成为实现这一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作为数字游民，青年劳动者可以根据个人兴趣、职业目标和生活愿景，自由安排工作时间，设计职业路径，并通过跨国流动实现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对于他们而言，自主性意味着不仅能够掌控工作进度和任务选择，还能够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进行自我探索和身份演绎，从而实现职业发展与个人成长的平衡。 社交网络和数字文化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青年一代的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作为“数字原住民”，当代青年在成长过程中与技术和数字工具紧密互动，形成了对网络和社交媒体的高度依赖。他们擅长利用社交平台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展示，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思想通过网络媒介进行广泛传播，从而建构起一种“自我品牌化”的文化现象。“利用各种新媒体技术，数字游民将个体经验转化为在互联网上吸引流量和积累网络资本的商品。”[12]他们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数字游牧生活，形成独特的个人品牌，并利用这一品牌来吸引关注、建立职业声誉，甚至实现商业变现。因此，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不仅是一种职业选择，也是一种文化策略，通过自我品牌化来强化个体在虚拟和现实双重空间中的文化认同。更为重要的是，青年数字游民现象的兴起还反映了当代青年对传统社会成功标准的重新定义。传统社会往往将“稳定的工作、固定的住所、长期的职业生涯”视为成功的标志，而青年一代则更加推崇“灵活的工作、全球的流动、丰富的生活体验”。他们通过流动性和跨文化体验来重新定义“成功”的标准——不仅仅是职业上的成就，更是个人价值、生活质量和精神充实的结合体。因此，青年数字游民通过跨地域流动和多文化生活体验，超越了地域和文化的界限，形成了独立于传统社会阶层结构的“流动性文化精英”身份。对于他们而言，自我认同和文化归属的实现不再依赖于某个特定的地理位置或社会角色，而是通过在全球流动中的身份重构来完成的。

 三、青年数字游民现象的现实表征     

青年数字游民通常以其高度的流动性、对工作地点和环境的灵活选择以及对生活质量的追求为标志。他们倾向于在世界各地旅行，同时保持职业活动，这种生活方式使青年数字游民的工作与休闲界限变得模糊，使他们消解地方性认同理念，形成对虚拟社群的归属。 

（一）生活方式的“工作—旅行”融合 青年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呈现出“工作—旅行”高度融合的特征，这是他们区别于传统劳动者的显著标志之一。不同于传统的工作模式将工作与生活、工作与休闲视为两种对立且分离的状态，“自由流动赋予数字游民对生活方式的掌控权，使他们能够自主安排工作和休闲时间”[13]，将工作与旅行、工作与生活巧妙地整合在一起，实现工作内容与生活体验的无缝连接。这种“工作—旅行”融合的生活方式不仅改变了传统劳动者对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分配逻辑，也深刻地重构了个体对生活意义与工作价值的理解。在这一模式中，“工作”不是生存和谋生的手段，而是个人成长和文化探索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旅行”也不再是某个假期中的短暂休闲活动，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工作—旅行”融合的生活方式首先表现为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景的模糊化。青年数字游民不局限在某个特定的固定地点（如办公室）工作，而是将全球各地的咖啡馆、共享工作空间、酒店、度假村，甚至海滩和山区都变成了临时的“办公室”。这种灵活的办公模式打破了传统“工作场所”的概念，使工作地点的选择变得更加多元和个性化。“移动工作者通常是为了工作而出差，而数字游民选择工作地点则是基于审美和休闲的考量。”[14]数字游民往往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周到几个月不等，根据个人喜好、天气变化和工作安排来变换工作地点和生活场景。他们可能在巴厘岛的一个热带海滩上工作数周，然后迁移到东欧的某个古城度过几个月的“慢生活”式工作期。通过这种灵活的工作场所选择，他们能够将个人兴趣、生活体验与职业生涯结合起来，避免了传统工作环境带来的单调和压力。  “工作—旅行”融合的核心在于工作与生活的深度交织。青年数字游民不再将“工作”与“旅行”视为相互对立的二元状态，而是通过巧妙的安排，将两者有机结合为一种持续的生活状态。他们可以在早晨进行远程会议，午后在海边冲浪或徒步旅行，晚上继续处理工作任务。这种模式允许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之间灵活切换，将工作作为一种能够资助和支持其旅行生活的工具，同时又能够通过旅行激发创意和灵感，从而反过来提升工作效率与质量。对于青年数字游民来说，“旅行”不再是逃离工作压力的手段，而是一种在异地环境中重构工作意义的方式。通过不断地变换环境，他们能够获得更加丰富的文化体验和生活感悟，从而在工作中保持持久的动力和热情。 青年数字游民的“工作—旅行”融合模式带来了全新的“工作—生活”平衡策略。传统的劳动者通常将“工作”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负担，而将“旅行”视为摆脱工作压力的方式。但对于青年数字游民来说，“工作—旅行”融合模式意味着他们不必在工作和旅行之间做出二元对立的选择，而是能够同时享有两者的乐趣与满足感。

 （二）身份认同的多元化与去地方性 与传统劳动者通常具有清晰而稳定的身份认同（如某个企业的员工、某个城市的居民）不同，青年数字游民在不断地跨国流动与多文化体验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去地方化”的身份特征。他们的身份不再依附于某个固定的地理空间或单一的文化背景，而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来构建一种超越地域限制的“全球流动者”身份。 青年数字游民的多元化身份认同源于其跨国流动中多重文化经验的融合。青年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穿梭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体验多种文化、语言和社会规范。他们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生活和工作，并与各地居民、数字游民及游客频繁互动，从而不断地吸收和内化各地的文化元素。这种跨文化迁移的经验使数字游民逐渐摆脱了单一的文化背景束缚。他们通过跨文化的接触与交流，形成了“跨文化混合”的身份特征。这种身份认同既不完全属于某个特定文化，也不完全是某个地方社区的产物，而是通过全球流动中的多重文化互动来建构。比如，一个青年数字游民可能在巴厘岛的游牧社区中形成了对东南亚文化的认识，随后又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建立了对欧洲文化的理解，这种不断融入和离开的身份演化过程，使他们能够灵活地在不同文化场域中进行自我定位，从而形成独特的跨文化身份认同。 青年数字游民的多元化身份认同反映了他们对“去地方性”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追求。传统的身份认同往往依附于地理空间和社会场域，即一个人的身份通常与其居住地、国籍、社交圈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共同定义了个人的社会角色和归属感。而青年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则主动打破了这种基于地理位置和社会关系的身份归属模式。他们的个人身份不再仅仅由某个特定的国家或地方来界定，还由其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与选择来定义。正因如此，青年数字游民自我定位为一种“去地方性”的身份。这种身份认同使他们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活与工作的无缝切换，并在流动中寻找意义感与归属感。 去地方性的身份认同意味着对传统地理边界和国家身份的淡化。青年数字游民由于频繁的跨国流动和多文化体验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为“全球公民”或“流动性公民”。这种身份定位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新兴劳动者对传统国家身份的突破与重构。青年数字游民往往对本国的法律、社会规范和文化认同保持一种相对淡化的态度，而更多地通过全球视野来理解自我身份。在他们看来，身份的界定不再仅仅取决于某个国家的公民身份或户籍制度，还受个人在全球流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和文化融入程度的影响。因此，“去地方性”的身份认同意味着一种高度流动性的身份建构模式，他们可以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自由切换身份角色，并能迅速适应所在环境的变化，从而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自我身份的灵活构建。 

（三）虚拟社群网络与全球流动社群的归属 由于数字游民的生活和工作模式具有高流动性，他们在全球范围内频繁迁移，很难依靠传统的社区或物理空间来形成稳定的社会关系和情感支持。所以，“尽管数字游民不依赖实体空间，但他们并不是‘游’于任何地方，其对宜人的、有社区感的空间依赖并没有消失”[15]。数字游民通过虚拟社交网络和全球游牧社群建立了一种“去地方性”的社群意识，同时借助线上线下的多重渠道实现社群归属感和情感认同。这种新型社群模式既打破了传统社区基于地理位置和空间邻近性来建构社会关系的限制，也通过跨国界、跨文化的互动重新定义了社群归属形式。 青年数字游民的社群意识往往建立在共同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基础上，而非地理位置或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上。传统社群通常以共同居住在某一地理区域（如社区、城市）或相似的文化背景（如民族、宗教）为基础，通过地理邻近性、日常互动和文化认同来形成社会连接和情感纽带。青年数字游民由于长期处于跨国流动中，缺乏固定的物理居住地和稳定的社会网络，他们需依靠一种超越地理位置的社群意识来满足情感需求。因此，数字游民社群往往围绕共同的生活理念（如追求自由、灵活和个性化的工作方式）、共同的身份认同（如全球流动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共同的价值观（如文化探索、多样化体验、去定居化的生活模式）来建立连接。这种基于共同兴趣和生活理念的社群意识，使数字游民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找到与自己生活方式相似的“同类”，即便是在陌生的环境中也能够迅速地融入新的社群网络，获得情感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虚拟社交网络的建立是青年数字游民社群意识形成的关键支柱。虚拟社交网络不仅提供了数字游民在全球流动中保持联系的渠道，也成为他们建立社群关系和获取信息的重要平台。“数字游民社区的公共空间，既是他们平衡生活与工作的有效工具，也发挥着消除孤独感的情感联结作用，更重要的是还潜藏着经济效益。”[16]青年数字游民常常活跃于各种专门为他们设计的线上社交平台和社区（如NomadList、Digital Nomad Facebook Groups、Reddit上的游民讨论组等），在这些虚拟社区中，数字游民分享生活体验、交流旅行经验、工作策略，发布远程工作机会，讨论当地生活条件以及提供互助支持等。虚拟社区通过在线讨论、信息分享和问题解决等形式，帮助数字游民在流动中获取有价值的职业资源和生活资讯，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社群内部的情感支持和心理安全感。这些虚拟网络的建立和维护，使数字游民在跨国流动中依然能够保持稳定的社会连接，不至于因频繁迁移而陷入社会孤立或情感疏离状态。 此外，虚拟社交网络的广泛使用也促进了数字游民虚拟社群与现实社群的融合，形成了“线上—线下”双重互动的混合社群模式。虚拟社交网络最初主要用于信息交流和在线互动，但随着数字游民社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线上社交平台与线下社群活动结合在一起。例如，NomadList和Meetup等平台定期组织全球各地的数字游民见面会、主题讨论和线下工作坊，让线上交流的成员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见面互动，增强社群凝聚力和信任度。同时，共享工作空间（如WeWork、Impact Hub）和共居空间（如Roam、Selina）的兴起[17]，也为青年数字游民在物理空间中提供了建立社群网络的基础。“数字游牧社区让个体化的数字青年短暂地找回了丢失的归属感，人们在这里进行着合作而非博弈，各自发挥自己的专长，共同助力共同体建设。”[18]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的双向互动，数字游民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超越地域和文化限制的情感纽带和社会关系，从而在跨国流动中实现身份认同的延续与社群归属感的巩固。

 四、青年数字游民的策略引导    

 为更好地引导和服务青年数字游民群体，需制定适应性政策，包括提供符合他们需求的签证政策和社会保障措施，建立健全的数字基础设施和远程工作环境；促进青年数字游民与本地社区的融合，通过社群建设活动加强他们在新环境中的社会联系；通过文化交流增强公众对青年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理解，推动文化的互鉴与共融，在青年数字游民和当地居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一）政策蓝图：友好型治理与数字基础保障 为了更好地引导和服务青年数字游民群体，政府需要在政策设计上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帮助青年数字游民在我国范围内合法合规地进行跨国迁移与工作，同时促进其为当地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积极影响。 

1.推出专门的“数字游民签证”。传统的签证类型（如旅游签证、工作签证）通常难以满足青年数字游民这一跨国流动性劳动者的需求。因为旅游签证通常不允许开展任何形式的工作，而工作签证则要求数字游民与当地雇主签订正式劳动合同，这与其自主灵活的职业模式不符。为此，应针对这一群体推出专门的数字游民签证或远程工作签证，可参考爱沙尼亚、葡萄牙、巴巴多斯和格鲁吉亚等国家已经实施的相关政策。这种数字游民签证允许符合条件的远程工作者合法进入并长期居留，有效期通常从6个月到2年不等，能够使数字游民根据其收入水平、居住需求和工作安排提供灵活的签证选择[19]。为进一步提升签证政策的吸引力，我国还可以考虑简化申请流程（如提供在线申请和电子签证）、降低申请门槛（如放宽收入证明要求）以及设置多次入境权等，通过这些政策举措有效地吸引全球高技能的青年数字游民。  

2.建立跨国社会保障与税收管理体系。由于青年数字游民常常在多个国家之间迁移，他们在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税务管理上面临着复杂的跨国协调问题。例如，青年数字游民可能在A国生活、在B国工作、在C国消费，因而会面临社会保障制度不统一、重复缴税、社会福利无法转移等现实困境。为此，我国可以与其他国家建立跨国社会保障协定（如医疗保险互认、养老金转移等），确保青年数字游民在迁移过程中能够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障权利。同时，在税收管理方面，应针对青年数字游民设计合理的跨境税收政策，以避免税务重叠和多重征税带来的负担。可以在税收政策中引入“全球流动性劳动者税收条款”，允许青年数字游民根据其工作性质、收入来源和居住时长来确定税收事项。例如，可以为符合条件的青年数字游民提供免税期，或制定针对跨国工作者的特殊税率。此外，政府可以建立跨境税务合作平台，确保不同国家之间税务信息的联动与共享，从而避免逃税和法律风险的发生。

 3.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和共享办公空间的发展，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数字游民之都”。共享办公空间和高速网络是青年数字游民开展工作的基本条件，而许多青年数字游民在选择定居地时，也往往将当地的数字基础设施（如网络覆盖、办公场所、支付系统等）视为重要考量因素。因此，可以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等手段，鼓励私人企业和社区建立共享办公空间、共居空间和跨文化创新中心（如联合办公+共居的混合型空间等）。这些空间既能够满足青年数字游民的工作需求，又能够为他们提供与本地居民和其他数字游民互动的机会，从而增强本地与全球流动者的联系。此外，可以考虑打造“数字游民之都”或“全球创新之城”作为青年数字游民的聚集地。例如，葡萄牙的里斯本、泰国的清迈和印尼的巴厘岛成功吸引了大量青年数字游民，并逐渐成为全球数字游民的热门聚集地。这些城市通过打造优质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高水平的文化创意产业并提供丰富的社交和休闲活动，形成了吸引全球高素质流动性劳动者的磁力效应。我国可以借鉴这些成功案例，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文化活动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打造集工作、生活、娱乐和文化于一体的青年数字游民中心。 

（二）社群共生：本地融入与全球流动的社区管理 青年数字游民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现象和文化形态。由于其流动性和跨国界特征，传统的社会管理方式很难将其纳入既有的治理框架中。因此，针对这一群体需要采取多层次的社会治理与社群建设策略，既要增强其在本地社会中的融入度和归属感，又要避免因文化隔阂或社会排斥而引发潜在的冲突。 

1.设立青年数字游民与本地社区的“合作平台”来增强沟通与互动。这些平台可以采用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形式，为青年数字游民和本地居民提供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比如，可以设立“数字游民大使”或“社区联络员”角色，帮助协调青年数字游民与本地社区之间的交流，促进相互理解和资源共享。这些“大使”、“联络员”可以是当地人中精通多种语言、具有跨文化沟通经验的成员，也可以是长期居住在当地的资深数字游民，他们能够在本地居民和数字游民之间起到桥梁作用，调解可能出现的矛盾，提升社群融合度。此外，线上平台（如专门的社区网站或社交媒体群组）可用于发布本地新闻、共享资源、活动通知等，以增强青年数字游民对本地社区的归属感和参与度。 

2.构建专门的“青年数字游民社区中心”来加强社群建设。这些社区中心不仅可以提供共享工作空间和社交场所，还可以成为青年数字游民与本地社区互动的枢纽。通过举办职业发展讲座、创业孵化项目、跨文化工作坊以及社会公益活动等各种形式的社群活动，社区中心可为青年数字游民提供一个相对固定的物理空间，以便其开展社交、建立联系和进行跨国项目合作。例如，泰国清迈的共享工作空间[20]（如Punspace）、我国浙江安吉的DNA数字游民公社就是通过将工作空间、社交活动和社区服务结合起来，为青年数字游民和本地居民提供了一个有效互动的平台。借助于这种形式的“物理社群建设”，青年数字游民能够在流动中找到情感寄托和身份认同，而本地社区也能够借助这些活动来吸引创新人才，推动文化与商业的互动与融合。

 3.打造全球性的青年数字游民社群平台，实现青年数字游民社群的互动与管理。政府与社会组织可以发展全球性的青年数字游民社群平台，通过线上社区实现全球范围内青年数字游民社群的互动与管理。这类平台不仅可以用于青年数字游民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职业发展，也可以作为全球范围内各大青年数字游民社群的枢纽，帮助各地青年数字游民社群互通有无。NomadList和 Meetup等平台已经初步形成了类似的全球社群网络，青年数字游民可以在这些平台上分享各地生活成本、签证、租房建议和社群活动的信息。可以借鉴这些平台的模式，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青年数字游民社群平台，这样既能提升本地在全球青年数字游民中的知名度和吸引力，又能更好地引导青年数字游民在迁移过程中合法合规地参与本地经济社会活动。 

（三）文化共创：跨文化交流与融合共生 除政策引导与社会治理之外，文化交流与宣传对于塑造社会公众对数字游民的认知至关重要。文化交流与宣传旨在通过社会文化教育、公共宣传和舆论引导，使公众能够接受青年数字游民的多元文化身份，助力青年数字游民在全球流动中适应本地社会环境。

 1.加强社会宣传与公共教育以提升大众对青年数字游民群体的理解与认同。由于青年数字游民这一群体的流动性和跨国界特征，他们往往被传统社会视为“局外人”或“文化游客”，同时他们也缺乏对于本地社会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为此，应通过多种渠道向公众宣传介绍青年数字游民的正面形象与积极贡献。例如，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纪录片、新闻报道等形式，向公众展示成功的青年数字游民案例，阐述他们如何通过远程工作、跨文化协作和创新创业为全球社会和本地社区带来积极影响。“通过可见的文化实践向大众解码和传递着对数字游牧的理解，并不断与躺平、摆烂、不务正业等划清界限，以消除大众的误解”[21]。通过塑造青年数字游民作为“全球化创新者”、“跨文化沟通者”和“社会责任践行者”等形象，可以有效消除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误解，建立起正面的公共认知环境，从而为青年数字游民与本地社会的文化融合奠定基础。

 2.开展文化交流与跨文化融合项目以增进青年数字游民与本地社区之间的相互理解。包括在青年数字游民聚集地举办跨文化交流工作坊、文化体验日、语言学习活动以及社区开放日等，鼓励青年数字游民参与当地文化活动，与当地居民进行面对面的互动与交流。许多全球性的数字游民聚集地已通过举办“文化大使项目”，邀请数字游民和当地居民共同参与文化和社会活动，从而形成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生态圈。这类文化交流项目能够帮助青年数字游民更好地理解当地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同时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接触全球文化和跨文化沟通的机会，从而建立起互信与理解，减少文化隔阂和社会冲突。 

3.引导青年数字游民文化与本地文化的融合与共生。建议鼓励青年数字游民通过文化创意项目、社会创新活动和跨国创业为当地社会贡献文化和经济价值。青年数字游民可以与当地艺术家、创意工作者以及社会企业家合作开展文化项目（如跨文化展览、联合艺术项目等），将青年数字游民的全球化视野与当地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新的文化产品和社会价值。这种文化共生模式不仅能够丰富当地文化生态，也能够让青年数字游民在全球流动中找到更深层次的文化归属感，真正实现“全球流动者”与“本地参与者”的身份融合。

[作者简介] 刘衍峰，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