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波，刘娜：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话语的辩证阐释

摘要： 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基本命题之一。阶段性目标的提出和调整，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关系认识上的不断深化，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奋斗目标的话语表达有所不同，但现代化、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塑造了党的奋斗目标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党的奋斗目标蕴含丰富的辩证法，可以基于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性、宏观想象与微观想象的统一性、形象象征与形象维护的统一性作出具体阐释。

奋斗目标是政党建设内在的基础性构成。“任何一个政党必须有自己的目标，否则，就不成其为政党。”奋斗目标既是解读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波澜壮阔历程的切入点，也是透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探索与开拓的基础视角，因此，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研究和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基本命题之一。党的奋斗目标的话语表达，一方面关乎党的性质与党的能力的自我正名，另一方面作为中国道路的内在构成具有特殊功能和重大意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深化对党的奋斗目标的认识，是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完善中国道路的基础性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奋斗目标的分解与统一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叫共产党,就是因为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就把共产主义确立为远大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之间矛盾的彻底解决，是扬弃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新世界。共产主义之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是预期的目的地和精神归宿。这个最终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标识，是自身政治身份最具辨识度的政治符号。对自身奋斗最终目标的认知和了解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党性的基本要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首要政治任务。党的三大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将“目标必然性”与“共产党任务”之间的关系界定为：“自中国国民革命进而至世界社会革命之争斗，必须是有觉悟的，统一的，并且了解其必然的目标；而锻炼此种觉悟力统一力及指示此种必然的目标，就是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之任务。”在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中国，党的事业是一种具有超越性意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探索，对于奋斗目标牵引功能的发挥有着更多更具象化的特殊需要。中国共产党往往在关键性历史节点将最终目标再次昭示天下，就是要通过公开宣示政党目标巩固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身份的辨识度和认同，通过强化政治动员与精神激励增强开展新政治实践的主观能动性。 

一个“不可战胜的”政党“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 ，不仅从价值层面实现精神动员，还从技术层面探索和设计进入“自由王国”的系统工程。从科学社会主义来看，共产主义是消灭现实的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对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中国来说，共产主义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因而要将最终目标加以具体分解构成目标实践的初始环节，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从具体实际出发科学设计阶段性目标，中国共产党甫一成立就具备这样的高度自觉。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至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一年后召开的党的二大在重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奋斗目标的同时，制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规定其分别为实现共产主义和“建设国内和平，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分解与统一，构成科学认识中国共产党对于奋斗目标的理解与实践的一个基本视角。 

在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阶段性目标大致经历了三次历史性调整。第一次历史性调整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转向实现“四个现代化”。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第二次历史性调整是从实现“四个现代化”转向建设小康社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小康社会”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奋斗目标话语，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党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作出第三次历史性调整，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不仅阐明了阶段性目标与最终目标的一致性，也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奋斗目标的分解必须基于阶段性目标和最终目标的有机统一的根本要求。共产主义是一个自觉的生成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共产主义理想牵引下党提出和实践阶段性目标的历史。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如邓小平所言，“我们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最终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辩证统一不只是一种意念锚定和话语创制，更为重要的是保持阶段性目标与最终目标的内在一致性。党的阶段性目标内在规定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指向，体现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有机统一和由低到高的目标逻辑转化，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差异性叙事和替代性叙事。每一次阶段性目标的提出，都反映出我们党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问题新的理解和认识，表征着对最终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之间关系的科学规划统筹，展现出对奋斗目标实现过程长期性和渐进性的坚实把控。 

对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分解与统一的基本逻辑进行历史梳理和考察，有助于从长周期政治视角出发，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目标规划统筹与理论建设发展以及实践逻辑的认识层次。

第一，在阶段性目标的设计上能否始终坚持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有机结合、贯彻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构成检验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成熟程度的重要尺度。阶段性目标的提出和调整，折射出中国共产党在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关系认识上的不断深化，标志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水平的不断提升。第二，奋斗目标的渐次提出以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为根本依据，即阶段性目标的提出和调整揭示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变迁，也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相互印证，成为中国道路探索和完善的具体表征。奋斗目标的阶段性变化折射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协调发展的哲学本质、实践历程和基本经验。每一次阶段性目标的提出，都同时提出了创新发展实践形式的任务，开启了中国道路新的探索。奋斗目标与实践方式的相互调适，延展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成、发展和成熟。第三，目标的生命力在于实践。阶段性目标的调整体现了行动与目标的调适性与衔接性；阶段性目标的合理转换为弥合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裂痕提供了可能性。历史总是处在不断变动之中，它既对未来施加限制又提供可能性。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现出“目标—行动—目标”的历史逻辑。总之，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于实现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必然性和复杂性有了深刻理解和体悟，而且善于围绕最终目标设计阶段性目标并协调具体实践，善于围绕基本国情调整制度和体制形态，善于围绕中心任务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成为掌握历史主动的重要依据。 

  二、奋斗目标话语表达的多样与一致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程中，无论是奋斗目标概念的话语表达还是内涵的话语表达都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一面。就概念的话语表达而言，除了“奋斗目标”外，与之相关的概念还包括“远大理想”“共同理想”“最高纲领”“最低纲领”“中心任务”等，蕴含最终目标和阶段性目标的两个维度。本文以下关于奋斗目标的话语阐释，一般指向的是阶段性目标。就奋斗目标内涵的话语表达而言，具有现代化、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等多重价值维度。并且，除了宏观视角的表达外，关于奋斗目标的话语还蕴含微观视角的表达。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统一性，集合于党的初心和使命之下，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话语体系，正是基于此，习近平将党的初心和使命界定为“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

 一是侧重现代化的话语表达。作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共同愿望，现代化始终是党的奋斗目标表达的基础性话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奋斗目标曾表述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反映为中国共产党基于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对现代化的最初理解。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革命胜利后的若干年内应“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用十到十五年时间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并将这一时期党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规定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64年12月，周恩来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建设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任务。毛泽东就中国现代化的方式和手段问题对该报告做了专门补充，强调“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提出的总奋斗目标可以概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建设“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侧重现代化话语的目标表达，集中反映了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的热切期望。“四个现代化”作为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党的奋斗目标的标识性话语，对于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发挥了巨大的感召和激励作用。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延续了奋斗目标的“现代化”表述方式，“中国式的现代化”被赋予阶段性目标的理解，界定为“把标准放低一点”“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历史意义进一步凸显。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话语表达为标志，党在强化现代化道路自主性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现代化的目标指向。 

二是侧重民族复兴的话语表达。中华民族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曾经长期领跑，却在近代西方器物文明和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中经受了巨大冲击，费正清将此概括为传统中国颠覆性的“冲击与回应”。殖民主义对近代中国国家主权的瓦解和清政府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崩溃构成了近代知识分子民族意识觉醒的双重动因，并进一步形塑了中国革命的思维方式和行动体系。近代中国的屈辱经历决定了现代化在中国展开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即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建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双重任务。处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官僚势力的统治，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独立和自主，才能为现代化打开通道。中国共产党担负起这一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28年的前仆后继和流血牺牲换来的新中国意味着“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实现了中华民族100多年来最伟大的历史转折。20世纪70年代末开启的改革开放不仅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民族复兴话语对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表达呈现出逐步强化的趋势。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概念，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并首次明确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党的十六大将上述重要论断写入党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党的第一个重大战略思想提了出来，强化了“民族复兴”奋斗目标的话语建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以“中心任务”的形式将其加以表述，进一步体现出党的奋斗目标的民族性特征。侧重民族复兴话语的目标表达，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热切期望。

 三是侧重社会主义的话语表达。近代中国的曲折历史证明了农民起义、君主立宪改良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无力同时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和经济社会进步的双重任务。社会主义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先进的领导核心、清晰的目标规划、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有力的行动体系，将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结合起来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根本出路和必然选择。这意味着要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彻底解放，要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建设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确立。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成为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集中表达。毛泽东基于生产力观点和群众观点的统一，阐发了他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未来蓝图的理解：“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社会主义作为新中国的光荣与梦想，成为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感召无数中华儿女无私奉献和辛勤奋斗的精神力量。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发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的战略号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现代化话语虽然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纲领推动下持续上扬，但社会主义一直是党的奋斗目标话语中的鲜明底色和根本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话语不仅呈现出稳定的连续性，而且呈现出相较于资本主义现代化优越性的强劲的宣示性。中国共产党将宏伟蓝图进一步划分为三个阶段：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侧重社会主义话语的目标表达，不仅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自信宣示，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自身初心使命的始终不渝。 

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奋斗目标的话语表达有所不同，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历程中重复出现的三个价值目标——现代化、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的辩证统一，塑造了党的奋斗目标的连续性和一致性，换言之，它们之间不仅是先后相继的关系，而且是始终内在统一的。一方面，奋斗目标蕴含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底色是社会主义，就其实质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在推动技术进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困和极端不平等症候，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其“引起的一种反应”，更提供了可行的替代方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确立了国家相对于资本的优势地位，通过对资本逻辑的驾驭，缩短和减轻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伴生的拜物教与人的异化。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2050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这一历史阶段，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构成党的阶段性目标制定和实施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奋斗目标蕴含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统一。百年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由盛转衰再到迈向伟大复兴的百年历程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是旨在实现民族复兴的现代化。以社会主义为内生动力的革命、建设、改革和复兴历程，呈现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内在统一的历史特点。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和实践，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基础上的伟大复兴。“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的目标价值，两者一体两面、融会贯通，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三、奋斗目标话语的辩证法意蕴 
        党的奋斗目标话语蕴含丰富的辩证法，既需要基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作出深入阐释，又需要秉持鲜明的问题意识加以深刻反思，由此可以从一个侧面检视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制定原则和实践方式以及作为领导力量的自身状况，这不仅有利于从目标管理的视角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行为，丰富对中国共产党塑造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维度，而且有利于推动党的自我完善和党的事业新的发展。 

（一）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性 

唯物史观将历史归结为追求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动：“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未来社会构想和实现这一目标的领导力量以及革命任务，确立起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关键之处：“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对奋斗目标进行规划，30年艰辛探索在如何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性之间平衡的问题上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就是基于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抵制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热情和干劲。长远来看，中国共产党需要继续善用奋斗目标赋能党和国家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引领和驱动，以中国式现代化拓展现代性的科学内涵及实现方式，形塑人类文明新形态。 

但立足当下，这一作用的发挥面临诸多不容忽视的现实挑战。仅有思想靠近现实是不够的，在思想靠近现实的同时必须实现现实向思想的靠近。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将国家发展的目标规划归结为“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这种观点混淆了目标规划和机械主义，忽视了奋斗目标对现实的回应性和调适性。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体系构建不仅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还具有连续性和调适性，并不机械排斥阶段性目标的重设或调整，对于不断变化的实践条件具有较强的回应性。当今世界发展的真实样态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类未来生活基本形态的构想的异化和贫困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技术手段的不断改进反而导致“制造一切可能的东西的科技手段的积累与可悲的目标贫乏之间脱节”。这种目标贫乏使得资本主义理论家一叶障目式地宣称，历史的机械性演化将终结于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顶点”，人类文明的未来只能交付给资本主义。然而，历史不会如此草草终结，资本主义历史终结的叙事不过是中世纪约阿希姆“三位一体”神学和黑格尔普遍历史演进理论的拙劣再版。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奋斗目标的表达蕴含着中国处于战略守势之下的策略性考虑的话，那么，新时代党的奋斗目标的表达则更为清晰地体现出一种思想牵引现实的逻辑和更加积极进取的姿态。 

（二）宏观想象与微观想象的统一性 

奋斗目标向人们的内心深处提供了一种关于未来的期待和想象，构成实践奋斗目标的精神动力来源。在党的奋斗目标话语表达中，有的侧重于提供宏观想象即民族的美好未来，有的侧重于提供微观想象即个人或家庭的美好前景，虽然有所侧重，但宏观想象与微观想象总是有机统一于奋斗目标之中。就两者关系而言，微观想象不能不居于基础性的地位。在关于中国梦的讨论中，基于民族梦和个人梦的统一，个人梦的实现之于民族梦的实现无疑也处于基础性的地位。

党的奋斗目标的崭新筹划，首先进一步拓展了宏观想象的空间。“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中国式现代化生成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和人文主义特质。作为社会主义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和替代，不仅具有民族意义，更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党的奋斗目标的崭新筹划，在赋予个体新的期待的同时也强化了微观想象视角的问题意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条件决定了资本和市场的现实合理性。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资本逻辑具有两重性，“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更为复杂的是，以权力逻辑为主导的权力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共谋发展成为当下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影响因素。如何实现人民群众更全面更充分地共享文明成果，满足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广大人民从切身感受中更加拥护社会主义”的关键性问题。具体而言，一是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凸显，需要在“分蛋糕”上取得积极进展，切实让中下层民众感受到自身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二是精神生活层面问题凸显，需要进一步推动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的实现。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这不仅是因为家国天下情怀一直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政治品质，更由于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换言之，对于民生建设来说，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因此，通过中国式现代化加快推进共同富裕的步伐，需要将民生问题的解决与发展人民民主更好地结合起来。总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行动主题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劳动问题的持续关注，中国共产党需要始终保持对自身阶级基础及其阶级意识的高度敏感，增强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断创造物质和精神基础的历史主动精神并转化为积极的实践，赋予劳动阶级以更为具体而充分的社会主义希望和期待。 

（三）形象象征与形象维护的统一性 

奋斗目标在标识出党的政治身份的同时，也成为党的政治形象的一种象征，并和党的纯洁性等要素有机联系、相互作用，构成党的形象系统。现代化的领导重任是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肩上的，这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本身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运动的历史后果。“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运动中,在中国人民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在塑造中国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主心骨地位的各种影响因素中，党在每个历史阶段提出的奋斗目标作为党的形象象征扮演了极其重要而特殊的角色。“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有一个根本前提，就是党必须始终保持自身的纯洁性。党的领导权的获取和持续，并不仅仅体现于切实可行的目标规划，更在于始终保持党自身的纯洁性。就形象系统要素之间关系而言，纯洁性形象维护相较于奋斗目标形象象征无疑居于决定性的地位。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在劳动生产中的关系集中体现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毛泽东反复告诫和强调“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以及干部“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党的领导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重要支撑，但领导力的提升仍属于党的纯洁性形象建设的基本框架，因为广大党员、干部既是党的奋斗目标的具体实践者又是符号化的实践形象象征，既为奋斗目标的实现生产物质和精神动力又通过践行奋斗目标进行自我洗礼，既是所指又是能指。一旦党的纯洁性削弱，必然对奋斗目标及其实现的信念感产生负面影响，也必然减弱广大群众实践奋斗目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这个角度来看，以高度的行动自觉和壮士断腕的决心坚持自我革命，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等优良作风，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提升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构成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有效实现的驱动力量和制度保障，也构成中国共产党形象维护的根本途径。

（作者简介：吴波，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娜，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文章来源：贵州社会科学，202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