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玲：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精神重建

摘   要：当前，我国乡村精神建设面临诸多风险挑战，亟须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进行重建，这包括从乡村的知识体系、伦理道德、思想文化、观念智慧入手，以完善创新制度、改变宣讲模式、强化自创主体性等方式，强化乡村精神的现实功能。乡村精神重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协同共进，把乡村精神有效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乡村精神重建还要将乡村精神置于城市精神、民族精神、国家精神、中华精神的比照中，准确定位其时代价值。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精神重建作为国家战略发展重大课题，离不开对于国情、乡情、村情、民情、人情的深入勘察与洞察。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建设；乡村精神；乡村知识体系；乡村伦理道德；乡村观念智慧

 近代以来，我国乡村建设深受西方现代化影响，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就，但其基本思路与价值取向既不与中国乡村地气连接，也未与中国传统融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意义重大，但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于其以西方价值观简单地批判否定农民，过度强调农民的“愚、贫、弱、私”，而忽略农民的优势地位。相比之下，毛泽东既看到了农民的局限性，也看到了农民的伟大创造力。他说：“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推进农村农业现代化、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等政策主张，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乡村的全面展开，必将对中国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我国学界对于乡村精神建设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从中国式现代化角度进行的研究更是鲜见。

     对于我国城镇化发展，不少人总是片面地理解为重点发展城镇，甚至忽略乡村。于是，不少地方出现“去乡村化”风潮。加之，大量农民外出打工，很多农村只剩下老人、孩子，农村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冲击，乡村精神建设也就难以顾及。没有精神的支撑，乡村振兴必然缺乏发展动力。如何理解乡村精神，如何推进乡村精神重建，这是目前亟待解决的严峻课题。

     1.精神是灵魂，精神富有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何谓“精神”？不同人有不同理解。但比较一致的认知是，精神是与物质相对而言的，是与物质相关又不同于物质的存在。孙中山有言：“至于精神定义若何？欲求精确之界限，固亦非易，然简括言之，第知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可矣。”他也强调了精神的重要性，“自余观之，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武器者，全恃人之精神。两相比较，精神能力实居其九，物质能力仅得其一”。学者吴晓明则将“精神”与“文化”贯通，并从大光照临的角度赋予其价值意义。他说：“一般来说，精神建设也就是文化建设，或更确切些说，是文化建设的主干。狭义的文化概念意指精神文化，而广义的文化概念则把精神领域把握为它的一个部分——一个可以被理解为‘普照之光’的主导部分或枢纽部分。”显然，这是将中国传统的精神魂魄与黑格尔的“精神”贯通后的一种概括。马克思主义者更是高度重视“精神”之建设，毛泽东曾指出：“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精神”成为其主旨，提及高达30多次，既包括建党精神、爱国精神、企业家精神、科学家精神等，也包括精神力量、精神谱系、精神引领、精神标识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中国式现代化”部分，特别突出了“精神富有”一词，其中写道：“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由此可见，“精神富有”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它具有核心和灵魂作用。乡村精神既要以“精神”为背景前提，又要与中华精神、国家精神、民族精神、城市精神等有所区别，以显示其独特价值内涵。正如辜鸿铭在谈“中国人的精神”时所说的，“这种‘礼’就是良民宗教的本质，就是中国文明的奥秘”，“这就是中国文明的精华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关于城市精神，有人认为其实质是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是规则意识和公德意识，相对于乡村精神，城市精神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相结合、独立精神和责任意识相伴随的现代人格。还有人说，城市的精神追求是城市历史底蕴和时代气息，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气象”。一个城市富有精神追求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这个城市应当具有相当深度的文化反省精神。与此对照，乡村精神是指基于血缘、地缘、情缘建立起来的，具有熟人性、包容性、公共性、自我约束力的乡村共同体意识。

     2.乡村精神建设面临巨大风险挑战，必须依据时代要求发展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设都取得了快速发展，但随之而来的却是精神危机，一种与物质富足极不相称的精神空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成风，对乡村社会产生了极大消极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在接受现代思想启迪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冲击，一些不健康的社会风气日益渗透进来，导致乡村社会的精神荒芜。有学者指出，“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殖民已经使农村文化生态处于一个极端恶劣的境地”，“对于没有农村生活体验的人来说，可以从经常听到的‘文化下乡’中窥探到农村文化生态的恶劣”。“这不仅是一个乡土艺术的凋零、文化形式的被摧毁、远离农村生活的本真状态的娱乐形式已占据主流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在城市的文化殖民中，农村普遍出现了一种无意识的精神上的不安、文化上的焦虑”，“这种现实中的严重失衡，使乡村中的农民面对异质文化的‘入侵’，已经找不到一种可以抵抗的精神文化的支撑而心理恐慌”。当乡村社会被消费思想与享乐文化所占领，原来的勤俭持家与知足常乐的乐观思想就会日益淡薄，精神世界也随之失去支撑。其二，乡风民俗受到异化，恶行恶习如疯草般生长，成为乡村社会的重大隐患。一些村庄只重赚钱获利，不讲公德良俗，有的甚至形成强大的利益链，群体从事贩毒、诈骗等违法活动；有的农民通过亲属、朋友、熟人合伙从事拐卖妇女儿童活动；还有的将赌博当成日常生活，将不正常变成“正常”之事。有学者在对某村调研时发现：“只要手头有些闲钱，无论是年轻人、中年人还是老年人，甚至在外打工的也通过电话在村里‘买码’，买码真正地成了贺集村全民参与的公共活动。买码搅动了平静、单调的村庄生活。在短短的两个月之内，有六成的农户的积蓄因为买码而耗尽，因为买码破财，导致家庭不和、夫妻反目的情况也不少。”其三，宗教思想在乡村社会广泛传播，严重冲击乡村文化建设。宗教的泛滥导致很多农民崇信鬼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淡薄，这种现象不仅在农民中普遍存在，而且在乡村干部中也屡见不鲜。以基督教为例，1983年信众为282万，1993年为758万，2000年为1151万，2005年为1380万。在信徒较多的省份，基督教活动已覆盖所有乡村。据梁振华、李小云等学者统计，2016年中国基督徒人数已达约4000万人，并且70%左右的基督徒即2800万人在农村地区。宗教在我国农村有这样的传播速度，从另一面也反映了农村干群的信仰危机和精神空虚。

     3.对于乡村精神的表面化理解，使乡村社会变得空乏与漂浮

     以往，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都比较注重“文化下乡”“精神文明”“文体娱乐活动”，但在实践中，形式主义色彩较重，精神实质得不到凸显，很难真正改变乡村精神生态。其一，文化下乡缺乏深度。关于给乡村捐赠图书，建乡村书院，这本是件好事，但存在实用主义倾向，科技书、产业书、技术类书较多，真正有现代精神与现代意识的人文书籍并不多。关于文艺下乡，不少节目比较通俗，往往格调不高，很少蕴含积极的价值观、人生观、生活观，对乡村社会很容易产生不良影响。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不少地方走过场、陷入形式主义，将“民主”“自由”“平等”“诚信”等24字罗列起来公之于众，至于农民懂与不懂并不在意，如果对此没有相应的解释、说明、引导，人们很难真正理解其内涵。关于“二十四孝”的宣传，让文字和图片上墙，形式上做到了，但不加区分将“愚孝”如“老莱娱亲”“郭巨埋子”等放在一起。如果缺乏现代意识的引导和点评，这些传统典故就会成为有害的宣传。其二，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缺乏“精神”含金量，难以肩负精神重建任务。整体而言，目前的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主要集中在环境卫生、婚嫁丧娶、唱歌跳舞、琴棋书画上，是一种“精神”的外在形式，缺乏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难以解决深层次的精神危机问题，也难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以广场舞为例，不少农村向城市学习，开展空间的广场舞训练比赛，但往往不分场合、不考虑噪音扰民问题，也无视农忙与农闲，导致不少家庭矛盾和村民不满。其三，乡村精神建设偏于传统，没有实现现代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应该说，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资源用于新时代乡村精神建设，无疑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观念保守、内容落后、方法封闭，就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以农村写春联为例，不少地方千年不变，写的还是陈旧内容，格式也过于传统，无法体现新时代、新气象、新科技、新风尚，因此难以展现乡村精神的高度，难以体现新时代农民的风范。

     当物质富足达到一定阶段，精神富有就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是一个应给予高度重视和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没有精神富有，即使物质富足了，也很难持续下去，更不要说高质量发展了。当前，广大乡村精神远未达到富有，相反，其空洞和异化情况却令人担忧，这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高标准严要求还有较大距离。

     乡村精神是一个开放包容、丰富多彩并与乡村特色紧密联系的有机体。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中国乡村精神重建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与价值认同，必须蕴含更多的实质内容。

     1.乡村知识体系重建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建基于农业文明，它有一套完整稳定的知识结构体系，但随着近现代以来西方思想的入侵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原有的知识体系日趋解体，但新的知识体系还没真正建立起来，这就使中国乡村遭受贫穷的同时，也面临着精神危机。正如费孝通所说：“我在论匮乏经济时曾指出一种循环：劳力愈多，技术愈不发达，技术愈不发达，劳力也愈多；在丰裕经济中也有一种循环：科学愈发达，技术愈进步，技术愈进步，科学也愈发达。到现在至少已有一部分人感觉到，科学发达得太快，技术进步得太快，人类已不知怎样去利用已有的科学和技术来得到和平的生活了。这两种循环比较起来，前者已造成人类的贫穷，后者已造成了人类的不安全，都可以说是恶性的。”新中国成立特别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以来，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改变，但乡村所遭受的破坏和精神面临的危机挑战依然相当突出。在这种情形下，乡村建设既不能回到传统农业文明时代，更不能走西方现代化“去乡村化”的发展道路，这就需要建立新的乡村知识体系，以适应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其一，守住传统乡村知识根脉，这是乡村精神得以保存和发扬光大的关键。节日、村史、家谱、饮食、建筑、文物、传说、方言、用具等传统记忆需要保留、整理、坚守、发扬，否则乡村精神建设就失去了可靠的载体。以冯骥才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一直在做民间文化保护工作，他们以民间文化被忽略为憾事，将保护抢救民间文化作为一项神圣使命。但是，身在乡村社会的不少干部群众却不以为然，他们既认识不到乡村文化的珍贵价值，也无法改变城镇化的诱惑，现在许多地方的家谱、村史、方言等的快速消失就很能说明问题。其二，大胆引进借鉴外来知识，包括外国的一些现代知识，这是乡村精神重建的一个动力源。随着农民工由城返乡，农村书屋的建成，扶贫扶智人员的下乡活动，一些具有现代性的知识也被带到乡村，如法治、科技、文学、艺术等，作为现代精神的载体具有重要意义，需要高度重视和系统整理。有记者对农村书屋进行调研，致富信息、农业知识、娱乐休闲、法律知识、教育卫生知识分居农民读者最需要信息的前五位。由此可见，乡村对现代科技知识十分渴望。其三，对乡村知识进行体系性整合，并实行现代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应该承认，完全回到中国传统既不可能也不可行，但要以西方现代化为模板也是行不通的，这就需要有整合、建构、创新意识，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就如费孝通说的：“在我们中国立场上讲，我们只有承认现在有的弱点，积极地要接受西洋文化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明了怎样去利用现代技术和怎样同时能建立一个和现代技术相配合的社会结构是两个不能分的问题。若是我们还想骄傲自己的历史地位，只有在这当前人类共同的课题上表现我们的贡献来。”以山西闻喜县寺底村为例，该村享有“中国楹联第一村”的美誉。近年来，它在中国传统楹联优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性转换，在内容上加进了新时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将楹联与人生礼仪、岁时节日、建房乔迁相结合，促进乡村养老、家庭矛盾、干群关系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乡村知识体系是普通村民耳熟能详的知识集成：有的是文字记录，有的是口头相传；有的是传统的，有的是现代的；有的是继承的，有的是发展创新的。因此，这些都是乡村精神的载体，需要在新时代进行重建，而不能一任其流失与灭绝。

     2.乡村伦理道德重建

     目前，人们普遍感到乡村社会道德伦理的大滑坡，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这也是党和国家反复强调“以家训修家风，以家风修党风”的重要原因。有人这样谈农村社会的世风不古，“如今，赌博已成为乡民们的家常便饭，以至于人们不再把它当赌博来看待。以前人们把赌博直接称作‘耍钱’，耍钱的人难免会被目为不务正业，娶媳妇都有些麻烦，因为女方总会把提亲的人家是否耍钱，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甚至“有人说，金钱已经成为当今时代唯一的思维和语言。那么，人们的游戏和娱乐，自然也难逃金钱的罗网”。今天，不少乡村比较重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希望以此克服当前的困局，这不能说没有意义，但让已经挣脱传统道德伦理束缚的群众从金钱与欲望中回归已经几乎不可能。因此，只能从传统道德伦理中吸收有益的资源与启示，进行新时代的道德伦理重建。这应该从四个方面着手：其一，挖掘乡土熟人社会关系的重要价值，培育这种亲情、邻里情、村情、社情，发扬互帮互助、守望平安的精神，这是其他社会群体所不具备的精神资源。其二，重视乡土社会纯朴自然的人性与风俗，在德高望重与崇尚诚信中建立友善的纽带关系。其三，在发挥个体独立精神前提下，强化群体性、契约协商与共同体意识，以现代精神移风易俗。其四，从新时代着眼，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手段，不断提高乡村道德伦理水平，培育有道德、有品位、有境界的新农民。四川省南江县的“道德银行”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它在保留传统乡村积极价值和风俗习惯时，又注入现代主流价值观，并强化了法规与秩序建设。“道德银行”采取自主申报、民主评定、公示公布的程序，评分标准在律己守法、移风易俗、清洁卫生、勤劳致富、敬老爱亲的基础上，融入知识技能、创业致富、发展产业等现代社会主流价值内容。另外，“道德银行”增加了遵守法制相关条款，实行积分制，兑换成果一月一评比，一季一兑换，年终一表扬。其实，“道德银行”就是用新理念创新乡村道德伦理的探索。

     关于乡村思想文化重建。乡村思想文化直接决定着乡村精神的特色与本质，比乡村知识谱系与乡风民俗更接近乡村精神。有学者概括称：“形成于头脑的内在思维，见诸笔端的文字，行诸日常和政治的生活，这就是精神。”目前，中国乡村思想文化更为丰富复杂，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外国、精英与民间、国家与地域、表层与深层等多种文化的混杂与融合，其间既有主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但也充斥着各种非主流的杂音。以往，人们总是站在二元对立的角度来看待和评说思想文化，于是就出现简单化或随意性判别，不利于大胆吸收和创新性发展。以中国的国民性为例，林语堂不像一些西方启蒙者那样，简单地定性为封闭、落后、保守、愚蠢，而是以辩证态度看到了其间的复杂性与双面性。他用稳健、单纯、酷爱自然、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滑、多产、勤劳、节俭、热爱家庭生活、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耽于声色进行描述，并评价说：“这些特点既是中华民族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思想上过分的稳健会剪去人们幻想的翅膀，使这个民族失去可能会带来幸福的一时的狂热；心平气和可以变成怯懦；忍耐性又可带来对罪恶的病态的容忍；因循守旧有时也不过是懈怠与懒惰的代名词；多产对民族来讲可能是美德，对个人来讲却又可能是恶习。”

     基于此，我们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乡土思想文化，学习借鉴西方思想文化时，不能进行空对空的理论阐述，而是要历史、现实地观照，特别是结合乡村实践进行取舍、融会、创新，从而淬炼出新时代的乡村精神。以乡村的场域文化为例，原来以集市、大队部、出工集结地、玩耍地、戏台、亭子、庙宇、祠堂、院落等为中心的公共场所，在改革开放后逐渐被压缩乃至废弃，从而出现乡村公共空间弱化的问题。其实，中国乡村是以家户、家族、邻里、组队、公社等为组织结构的，许多公共空间都有文化精神的聚结之意，因为场所精神是建筑现象学的核心议题——场所理论的重要内涵，当代对场所精神的研究主要出现在建筑现象学的著作内。挪威学者舒尔茨也认为，存在两种场所精神：定向感与认同感。前者是指人所具有的辨识空间能力，知道自己所在的位置；后者是指对这样的场所的认同感与安全感，所有的文化系统都发展出自己的空间方向意义系统。有研究者认为，每个中国古代村庄都是一个自治的“小公国”，在两个或更多的村庄相邻或其他方式相联结的情形下，它们一般由同一班人来实施统一管理。这些乡村头面人有时被称作乡长、乡老。头面人物既非正式选举亦不正式罢免，他们通过一种自然选择而处于现在的位置。使一个村民得以胜任头面人物工作的素质与有助于做成任何一桩生意的素质是一样的：他应当是一个秉赋不凡、讲求实际并通晓世事的人，能够也甘愿花费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去处理那些由他负责的事务。这是乡里制度文化的价值魅力所在。另外，站在更大范围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乡村就是一个难以分舍的场域，这也是为什么每年春节，在外的中国人会以一种飞禽跨越千里返巢的本能方式回到长辈住所。有人说：“农村的文化生态是一个自有其存在价值的独立系统。它是农村共同体的一个‘精神家园’。”难怪费孝通曾回忆道，他在小学时，最感兴趣的是一门“乡土志”，因为老师以亲切易懂的话讲日常所见的事物。所以，一个“鲈乡亭”、一句“吴江鲈鱼肥”，直到老了都还记忆犹新。费孝通深情地表示：“一直到现在，虽然已经有几十年离开了故乡，但一闭眼，那鱼米之乡的情调，还是常引起我的遐想。也许因为这位老师，我们称他沈先生的，很早就灌输了我对于乡土的兴趣，所以后来，我会想到再去故乡细细考察，写成我的第一本著作：《江村经济》。饮水思源，还是在这一门‘乡土志’，和这位大约现在已作古了的沈先生。”如今，中国乡村这样的公共场域及其吸引力越来越弱，虽然也有院落自治、院坝民主协商、乡村文化大院、农民书屋、广场歌舞等，但它们都还没有真正起到凝心聚力、提振公共精神的作用，这是今后需要积极推进和努力创新的方向。

     3.乡村观念智慧重建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乡村精神重建，必须突破两个误区：其一回到传统乡村，其二走西方现代化道路。显而易见，回到传统是不可能的，就如费孝通所说：“即使我承认传统社会曾经给予若干人生活的幸福或乐趣，我也决不愿意对这传统有丝毫的留恋。不论是好是坏，这传统的局面是已经走了，去了。最主要的理由是处境已变。在一个已经工业化了的西洋的旁边，决没有保持匮乏经济在东方的可能。适应于匮乏经济的一套生活方式，维持这套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系是不能再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新的处境里了。”

     当然，西方现代化并不能为中国特别是乡村指出一条光明坦途。因此，新时代乡村精神重建需要将传统与现代进行整合，尤其要改变观念，以智慧方式处理和解决问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方面，要改变对乡村特别是中国乡村的错误认识，将它简单归为落后于时代，毫无可取之处。虽然我们回不到那个农村农业文明了，但其精神却是可以吸收、继承、发扬的，诸如宁静、清洁、安稳、诚信、自足、快乐等都有助于克服“城市病”。从物质享受角度看，乡村生活也许远比不上城市，但许多农民长期秉持一种健康的身心，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这种精神风貌应该成为新时代精神重建的底色。有学者认为：“当前农民的苦，不苦于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而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不苦于现实的物质生活匮乏，而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不苦于消费水平没有提高，而苦于人与人的信任正在下降；不苦于生产劳动强度太高，而苦于生活方式变化太快；不苦于经济收入没有增加，而苦于整体福利正在减少。”在脱贫攻坚已取得实质性胜利的今天，传统的乡村精神不仅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变得更加重要了。另一方面，要在借鉴西方现代化的同时，走出一条适合中国乡村发展的创新之路，以体现乡村精神的新气象。这种精神是现代的、公共的、参与的、奉献的，当然也是创新性发展和有幸福感的。调研发现，贵州凯佐村“大补羊妇女的精神面貌不错，且大补羊的村寨治理不错。寨子中没有不肖子孙，没有非正常死亡，没有调解不了的纠纷，没有偷盗”；“大补羊的妇女是幸福的，因为她们认为自己有福气”；“良好的人际关系，早已解决温饱的生活水平，对外面世界的强烈好奇和对村寨事务的热情参与，使她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意义。她们生活品位很高，她们不是为了温饱，而是为了生活的意义而活着。她们真正是一群有生活目的的人。”这显然是承续了农村传统，又注入了现代精神，是一个全新的农村。当然，目前，中国这样的新农村还远远不够，甚至还可以有更好的新农村，更能体现乡村精神和“乡村梦”的新农村。成都天府新区以永兴街道的南新村为示范，提出打造“五梦”，即振兴梦、田园梦、安居梦、文化梦、致富梦。这样的理想虽缺乏内在逻辑，也不一定最理想，但其构想的雄心、勇气、思路还是值得肯定的，有助于促进乡村精神的观念变革。另外，农民智慧也应成为乡村精神重建的内在动力。与无视和贬损农民相比，我们应充分认识到农村农民的智慧，普通农民因智慧往往改变自身，甚至对村庄治理产生较大影响。例如，第一个村民自治委员会就是广西宜山区三岔公社合寨大队果作的85位农民创造出来的，被称为“泥腿子踩出来的民主大道”。还有吉林梨树县的海选、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四川成都的院落—门栋自治、厦门海沧的微治理等，都是农民智慧的创新与实践。

     总之，乡村精神重建是一个由知识到道德，再到思想、文化、观念、智慧不断渗透、提升的过程，它们之间有交叉也有融合，但基本理路和边界是明确的。乡村精神的重建是一个复杂漫长过程、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超越性过程。在新时代，以中国式现代化理念重建的乡村精神，不仅拥有传统文化资源的保障，而且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支撑，从而使之更具有鲜明的现代精神。

     乡村精神具有形而上的特点，如何符合中国乡村的特点，并采取有效方式，找到可行性路径，是乡村精神重建的另一关键点。如果不考虑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现实，实行缺乏可操作性措施，那么新时代的乡村精神是不能落地生根的。

     1.丰富完善创新乡村精神制度建设

     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比较注重乡村物质文明建设，相关的制度建设也比较健全。以北京市为例，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共出台了《北京市农业联产承包合同条例》（1989年）、《北京市农业联产承包合同纠纷仲裁办法》（1991年）、《北京市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条例》（1993年）、《北京市农民负担管理条例》（1994年）、《北京市农村集体所有荒山荒滩租赁条例》（1994年）、《北京市乡村集体企业承包经营条例》（1994年）、《北京市农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条例》（1997年）、《北京市农村集体经济审计条例》（1997年）等8个农村经济政策文件。然而，同时期关于乡村精神的制度规定就比较少，即使有也多是涵盖在“精神文明”之下，作为经济发展的辅助性措施。例如，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中，虽提到了“精神文明”，“促进农村基层社会主义民主和农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等话语，但显然放在“物质文明”之后。在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颁布后，第六条末加了一句“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村和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但显然无法与第五条关于经济发展的较详细规定相提并论。另外，在1991年福建省民政厅下发的《福建省村民自治达标村评分标准》中，共1000分十项，“发展集体经济，带领群众治穷致富”是120分，放在第七；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树立良好社会风尚”100分，是第十，属于最后一项。由此可见，重经济发展、轻精神文明建设的情况在乡村治理中具有普遍性 。近些年，国家和地方出台一些“精神文明”的制度规定，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都强调农村精神文明的重要性，但针对乡村精神建设的专门性文件还不多。今后，应在乡村精神建设中加强制度建设，推动“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向乡村精神建设转化，这是乡村精神重建的重中之重。

     2.改变理解乡村精神的宣传模式

     长期以来，“精神文明”作为乡村治理的一项内容，多停留在表面化，有关规定、要求、表述、语言都千篇一律，少有新意，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严重影响了其广泛深入传播。就如当年温岭民主恳谈一样，开始是上面干部到下面宣讲，结果村民都离场了，后改为讨论与协商，群众参与积极性很高，效果非常好，从而一步步发展成为影响全国的民主协商制度。要真正达到乡村精神的重建，应注意以下方式：其一，将中央精神以适合乡村传播的方式再具体化、精细化、日常化，尤其针对相关内容优化乡村精神内涵，避免停留在抽象的规定，不能入口入心。可考虑发简写本、解释本、通俗本的方式，促进村民的理解和学习。其二，以文艺等形式传播，以达到内化于心的目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老百姓大多不识字，但为什么能对“精忠报国”的岳飞、“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的戚继光敬若神明，主要是通过说书人的传播以及老百姓心口相传，这对于促进新时代乡村精神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许多乡村精神在政治宣讲中可能不易理解，但以快板、说书、戏曲、小说等形式宣讲就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北京某村将党和国家有关精神改编成文艺节目在舞台上演出，没想到人们兴致勃勃地观看，整个晚上连续几个小时的演出，竟然没有一个村民离开，这是一种内在化的精神熏染过程，也是乡村精神重建的有效方式。其三，充分发挥互联网、微信群、短视频等新科技功能，以更科学高效的方式重建乡村精神。当前，手机、互联网在乡村的普及也达到了较高的程度，但在乡村精神建设中，其作用并没有充分发挥，不少人只将手机当成通信工具，将互联网作为娱乐工具，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因此，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在乡村精神重建的作用，从国家到地方再到乡村应建立相应的传播平台，特别是以短视频的方式推进乡村精神建设。现在，偶尔会在网上看到人们做的“与人为善”的短视频，虽然水平不高，说教成分大，模式化突出，但多少能有所收获。今后，如果从真实性、思想性、艺术性上多下功夫，那么反映乡村精神建设的短视频一定会大受欢迎，获得意想不到的传播效果。

     3.充分发挥乡村自创的主体性

     在城乡统筹发展中，乡村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主要延续的是外在化的帮扶措施，这也导致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力明显不足，创新性整体上偏弱，作为治理主体的广大干群特别是农民很难真正发挥自创能力，这不能不说是巨大遗憾。在一定阶段，外在化帮扶是必要的，但乡村的发展根本上还得依靠乡村的内在动力，特别是乡村精神的强大支撑。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既要扶智，又要扶志，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志气，不光是输血，还要建立造血机制。”其一，要鼓励乡村广大干群特别是农民自主创新，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探索精神，并给予一定的考核激励与奖励。只要乡村干群动起来，这股创造力将势不可挡。其二，加大乡村精神示范创新推进力度，因为精神创新在所有创新中往往是最难的，也是最有价值的。当物质创新、技艺创新、科学创新日新月异，精神创新也就获得了坚实基础，进而形成广大乡村争相推进精神创新的良好氛围，培养和推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其三，大力宣传、推广乡村精神创新典型，建立培养、培训、晋升制度机制，形成长远发展人才库，引领乡村精神重建。在这方面，四川省南江县创新农业人才培养机制，值得学习借鉴。南江县通过搭建职业教育培训平台、农业信息服务平台、政策扶持服务平台，以农村科技人才“五个着力”（重视管理、服务农村、自主创新、成果转化、示范引领），全力培育本地创新性科技人才，先后培育特色产业种植养殖技术“火炬手”37000名，加工、经营、销售能人7600名，常年受聘到外地传授种植养殖技术的农村实用人才800多名。用这样的制度机制培育乡村精神，重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必将为乡村振兴集聚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宝贵的人力资源。

     表面看来，乡村精神过于抽象，其重建没有可依托的方式与路径，实则是有路可循的。关键是从乡村实际出发，立足于农民主体，有效推进创新，就一定会不断深化乡村精神重建，整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中国乡村精神重建是一项历史伟业，也是一个艰苦的巨大工程。与经济发展相比，精神提升的难度更大，需要的时间也更多。为了更好推进我国乡村精神重建，必须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其一，坚持在党领导下协同共进。乡村精神重建离不开党的领导这个核心，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推进多元主体协同发展，才能达到优化共赢高效的目的。这些多元主体包括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议事会、社会组织、老人协会、妇女组织、经济合作社、新闻媒体，其间的乡村干部、农民、乡贤在主体中最有代表性。其二，把精神纳入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战略构想。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样，乡村精神作为文化软实力也是重要的发展力量，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底蕴，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甚至可以说是经济财富。其三，加强乡村文化人才队伍培养。要重建乡村精神，就需要有足够的高水平文化人才。关于这一点，需要内外兼得，从外引进大量思想文化人才，自内发掘培养乡村知识精英，特别是将文化乡贤作为重要资源加以利用。例如，修缮家谱、村史，需要史学人才；提升精神高度，需要人文学者；提升审美趣味，需要艺术人才，等等。如果说专业技术人才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那么乡村文化人才是乡村精神重建与乡村振兴的关键。

     中国式现代化下的乡村精神重建是一个宏大选题，它需要深入了解国情、历史、现实、乡情、村情、民情，还需要知识能力，更需要思想文化水平及其胆识智慧。因此，乡村精神重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过，只要确立了乡村精神重建这一目标，并付诸实际行动，就会不断推进并取得建设成就。

作者：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