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理论研究  >  理论研究

理论研究

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 TEL:

0551-62889151

理论研究

赵英红: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思考

文字:[大][中][小] 发布时间:2021-11-29  浏览次数:104



摘 要


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以宽广的全球视野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问题作出的创新性回答。当前,在国际形势和全球秩序变化、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等极不确定性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迎来了全世界亟需谋求新发展的历史契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坚实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加深国际认同度;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增强国际公信度;开放包容,立足国情,提升国际影响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着眼于人类未来发展命运,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无法解决的国际社会问题的新智慧、新方案,更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引向现实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有力回击。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暴发更是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日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新时代实践经验,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历史方位,着眼于人类利益最大公约数,基于全球视野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厘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契机和三重逻辑,对我们在新时代更好地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契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人类社会走向何处、如何走”这一时代课题的智慧方案,在实践中不断倡导和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共同体等。独特的历史语境和时代底版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契机。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感、理论发展落脚点以及时代诉求,体现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把握、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以及全球新冠疫情的催化。

第一,国际形势和全球秩序变化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性契机。当前国际形势和全球秩序的一系列变化正在改变国际社会的组建秩序和运行规则。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掌握着国际社会秩序的主导权,不平衡、不平等、不公正的“中心-外围”国际社会秩序格局仍未改变。但是,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秩序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挑战。特朗普胜选、英国“脱欧”、西方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一系列“黑天鹅事件”和“逆全球化”现象正以一种标识性的浪潮冲击着现有的国际社会秩序。与此同时,面对世界经济格局中存在的贸易摩擦和冲突、金融危机、全球生态危机、地方恐怖主义和局部战争等长期存在的全球性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全球治理理念效力、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以及担负的全球公共产品投入越来越不能达到国际社会需求水平。17世纪中叶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虽然确立了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但其实质仍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规则面前“目无王法”的肆无忌惮,仍然是资本逻辑支配下骄横本性的历史性还原。这些变化和挑战都为世界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历史契机。综上所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破解国际性治理难题、谋求全球新型世界秩序的呼唤。

第二,21世纪马克思主义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性支撑。自15世纪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大工业的力量进行世界性扩张。到20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际体系定型为“中心”与“外围”的世界体系。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仍旧是“一球两制”的时代特征。世界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际社会秩序体系的形成并不能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找到具体的指导思想。那么,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成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一种常态的历史背景下,如何谋求人类社会发展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成为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在秉承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同时,依据新时代的世情、国情、党情对马克思所论述的社会共同体构想进行创新性发展,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究其本质,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和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旨归和目标指向都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设想,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以人类前途命运为根本关怀,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旨向。但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不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简单复制和套用,而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当今人类社会的实际情况,着眼于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世界难题提出的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其一,从斗争批判到包容共生的创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人类社会最后阶段的真正共同体,是以斗争形式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后的共同体,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包容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家利益、不同文明差异,谋求世界共同发展,具有“异质共生”特征的多元现实型共同体,“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共同体本身,而只是社会共同体的次级范畴”[1]。其二,从单一领域到多重维度的创新。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每一次飞跃为主线实现共同体形态的转变,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多方面、立体性的综合性共同体模式,不仅涉及经济、政治、安全、文明等领域,而且遍布双边、地区、全球等区域,兼具整体性、系统性、多维性的特点。其三,从阶级批判到互利共赢的创新。马克思共同体的实现方式是阶级斗争,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方式是国际合作。

第三,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世界政治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动荡强化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诉求。人类社会在21世纪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疫情肆虐,以集中暴发式的方式突出了旧有全球治理体系的思维弊端和困境。首先,全球新冠疫情带来从卫生系统引发的不确定性风险和政治经济格局方面的挑战。如巨大的医疗资源需求与国际公共卫生产品供给能力之间的落差和鸿沟;美国股市在2020年3月份金融系统4次熔断,可能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危机的爆发。其次,全球新冠疫情导致国际社会中保守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再次兴起。全球疫情暴发后,许多国家为了自保利益采取边境贸易保护措施,使得全球“逆全球化”思潮和民族保护主义再次抬头。此次疫情成为全球以贸易失衡为中心点抵制全球化发展的“重磅武器”。美国政府甚至一度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利用国际舆论力量将矛头指向中国,甚至鼓吹“中国威胁论”“中国阴谋论”。与此同时,美国作为世卫组织最大的单一捐助国,在全球亟需医疗物资时期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这无疑是一种无赖、不履行大国责任的行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以及世界各国面临的公共医疗困境激发了全球冲动联动效应,使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构建超越人类分歧、凝聚国际共识、惠及全人类利益最大公约数共同体的重要性。

第四,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增强为向国际社会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物质实力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2]中国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简单“翻版”,也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复刻“再版”,而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从“一穷二白”到新时代创造的人类历史上的“中国奇迹”的创新版。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截止到2019年底,中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和成就。质言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实现了相应的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基础以及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日益提升,为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理念、政党自觉与民族自觉相结合,形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明自觉,进而将文明自觉转变为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担当。


二、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逻辑


当今,“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3]。各国之间的联系和交往程度空前加深,各国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密切。但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形态最终为共产主义,而且是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革命从而消灭资本主义。今天,“一球两制”的背景下民族国家成为世界历史发展和全球治理的主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教科书中的神秘花园,也不是中国共产党空洞的想象,而是马克思世界历史和共同体思想在当今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实践中的创新性延续和创造性发展,也是当今世界各国的理性选择。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逻辑

从历史逻辑来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形成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理性选择,是中国对“时代之问”的积极回应。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4]404,“使每一个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5]。从此,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历史,“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6]。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点不是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共产主义。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是必然的、有规律的,但也是曲折的、多元的。

俄国十月革命将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思想从理论引向现实,开启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新纪元。它并不像马克思、恩格斯所预判的是在终结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之后的新的社会形态,而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未到达终点的前提下,进入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共时性并存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受到重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得到了发展的历史机遇。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进行了势均力敌的长期斗争。20世纪末,西方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的外部压力以及苏联内部领导人放弃社会主义方向的内部压力导致苏联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此时,弗朗西斯·福山断言西方文明形式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中国接过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接力棒,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破解了荒谬的“历史终结论”,也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逐步提高了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当今世界,在“一球两制”的国际社会背景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仍在继续,但最终归宿必然是共产主义。立足于对人类社会实践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历史逻辑的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新构想,为世界历史发展建立了具有科学性、真理性、价值性的“指明灯”。

世界历史的动力来源于资本主义大工业,形成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模式。但是,历史的车轮不曾停止,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面临许多共同的挑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并不能匹配现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困难和亟需解决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虚幻的共同体,而是超越狭隘利己主义的利益共同体、和而不同的价值共同体、共建共享的安全共同体和同舟共济的行动联合体,并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渲染下的中国试图占据全球霸权地位、变相欺凌其他国家的中国霸权共同体。因此,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全人类共谋发展的时代呼吁。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内含“先天性”的殖民、掠夺、侵略基因,顺应全球各国谋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历史趋势。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体系下的全球化发展路径充斥着剥削、掠夺、压迫和殖民色彩。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先天性”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全球治理秩序是不平等、不公正和不正义的体系。全球化并未消除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而是拓宽了资本主义市场、缓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社会矛盾,为资本主义的资本增殖逻辑延长生命力。全球化为资本主义大工业披上文明的外衣,用生产力打开了资本主义的“潘多拉魔盒”,将资本主义无法摒弃的贪婪、虚伪、剥削基因扩散到世界各地。相较于资本主义早期,现代资本主义采用更为技术化、柔性化的全球治理体系取代了早期野蛮的、暴力的殖民掠夺方式。需要明确的是,第一,资本主义国家及其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仍旧固守资本逻辑,觊觎第三世界国家的资本资源,因此引发巨大的南北差异和全球利益失衡现象。第二,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仍处于被动局面。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呼吁开放技术型贸易壁垒,要求建立更为平等、公平和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

超越封闭保守的单一性思维,实现思维方式的革命性超越。省思全球化问题和全球治理秩序的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摒弃西方国家长期奉行的“零和博弈”发展模式,呼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7]426。拒斥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一元性,揭开西方学者“文明冲突论”的神秘面纱,尊重和发扬世界文明多样性。西方现代化道路本质是以资本增殖逻辑为核心,以增强自身剩余价值掠夺和资本积累为目的的单一市场化过程。换言之,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暴力、金融等方式从第三世界国家掠夺原材料、资本进而“养活自己”。这种通过“体外循环”来实现资本利益和扩张本性的行为是损人不利己。西方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中最核心的要素是文明。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冲突可以最终归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文明冲突。这一观点夸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和对立性,没有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包容性和共生性,掩盖了资本主义国家在21世纪仍固有的资本主义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8]。


(三)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逻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向真正共同体发展的过渡阶段,是对世界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和要求的自觉实现。世界历史形成于资本主义时代,但是共产主义是其基本走向和最终归宿。马克思在其著作中称资本主义社会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4]406,其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内在的资本增殖逻辑的现实效应是双向度的,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必然遵循自我否定的规律,即在促进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同时,也带来全球性危机。罗莎·卢森堡、大卫·哈维等人也指出过这一点。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明确详细地指出人类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依次存在的共同体类型:自然形成的共同体、抽象共同体、真正共同体。这三种共同体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表现形式分别为前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主义阶段、共产主义阶段。从这一理论逻辑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从抽象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过渡的共同体形式,具有阶段性和过渡性的特质。

马克思所讲的真正共同体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真正共同体,是对未来社会的理论憧憬。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种过渡性共同体,并不承载区分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形态演进功能。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并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它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和思想渊源。人类命运共同体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之处在于: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秉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宏观历史视野。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秉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聚焦于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主脉和历史视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9]。当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宏观历史视野,协调国际秩序,平衡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共同体。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继承了马克思共同体思想中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理论宗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真正共同体中人的个性自由得到全面而充分的发展,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异化和对立关系不再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全新形式回答这一历史课题,“人类命运”是将全人类总体的发展趋势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体”是追求全人类利益的、超越民族、超越地域的每个人利益的整体,凸显出时代创新性、文明包容性、利益协调性、视野整体性、问题导向性的新形态。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承接了马克思共同体的平等思想。马克思深刻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自身的剥削基因。二战之后,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中心形成了“中心-外围”特点的不平等、非平衡的国际结构。这种不平等的国际交往模式早已引发全球许多国家的不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对国际社会呼吁建立公平、公正、合理国际关系的积极回应。


三、新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宏观世界历史视野、坚持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利益为人文关怀精神、秉承唯物主义历史观、顺应世界历史发展根本趋势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战略性、全球性、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模式。各国应该凝聚共识、同舟共济、务实实干、立足国情探索既符合本国的现代化道路,又有利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现实路径。


(一) 凝聚共识,求同存异,加深国际认同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追求全人类共同利益、幸福生活的新理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贯宣传“普世价值”,坚持恃强凌弱的单边主义思维观念。这种思维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曾经影响了人类社会较长时期的全球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对这种西方现代化的历史产物的反思与批判。各国应该重新审视和反思现代文明的曲折发展历史,突破狭隘的冷战思维与“零和思维”的旧框架,克服殖民型发展和征服型发展模式的短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的创造性回答,是立足于世界各国共同利益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0]491。故此,习近平总书记倡议各国树立“利益交融、命运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10]63的共识,“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10]65。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没有一个国家能凭借一己之力谋求自身绝对安全,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别国的动荡中收获稳定”[10]255,“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10]89。全球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各国应该运用正确角色观,凝聚各方共识、促进对话交流、加强协作共商,认清各国发展与实际的关系,弄清本国在世界格局演变中的地位,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以公平公正等理念为共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思想旗帜,齐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只要世界各国“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起来规划,一起来实践,一点一滴坚持努力,日积月累不懈奋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7]5。


(二)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增强国际公信度

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外交战略,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者、倡导者、共建者。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世界历史发展,也必将回馈国际社会大家庭。习近平总书记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贯彻到国际事务实践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演讲、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等国际交流中多次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中国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七十七国集团等国际性组织中的沟通和协作,充分运用好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等区域性国际合作平台。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中国坚持打开国门搞建设,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建设“以互联互通为‘龙头’、以产能结合为支柱、以资金融通为保障、以人文交流为纽带”[11]的多层次、多领域、多方位的实践平台。中国步履坚定、扎实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蓝图,通过“一带一路”平台与相关国家的贸易额超过5万亿美元,促进了相关国家的经济发展,而且对外投资超过600亿美元协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10]179相关基础性项目的建设,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另外,中国“一带一路”的务实行动推动了沿线国家的铁路交通设施建设,开工建设了中老铁路、中泰铁路、亚吉铁路、匈塞铁路等铁路工程,让沿线民众实实在在地获得利益。中国愿意与参与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各国共享、共创和平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的“列车”“便车”。“一带一路”在国际社会提升了我国的国际感召力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公信力。


(三) 开放包容,立足国情,提升国际影响力

中国提倡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文化自信、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中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实力雄厚的东方大国,但是没有留下侵略、奴役以及殖民他国的劣迹。中华民族血液中流淌着爱好和平、尊重差异的文化传统,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继承和发扬了“和而不同”“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尊重差异、开放包容的品德。各国国情不同、文化各异、看法不同不应该成为合作共赢的阻力,而应该成为各国优势互补、实现包容性共赢的重要动力。中国现代化道路是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唯一性的特殊道路,是立足国情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道路。自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将重污染、高耗能的项目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消耗过度、可持续发展困难的问题。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显著成绩的背景下,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为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另类现代化道路的最佳选择。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必亦步亦趋地沿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道路走下去,可以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立足本国具体国情,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依托,缩短矛盾的解决过程,以“跳跃式”的发展方式实现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运筹好同大国之间的关系,维持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国际关系框架,也要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具体国情,坚持正确的义利观,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自身发展的代价谋求自身利益。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为谋求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必将自身发展寓于世界发展潮流之中,承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稳定器”和“发动机”的作用。


四、总 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提出来的新概念[12],是中国共产党站在宏观历史视角和国际战略高度,为全球治理和寻求合作共赢的国际交往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面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重大危机面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13],世界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惠及各国的新发展路径。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再思考不仅要从理论上对其加以论证,而且要面对这一造福于全人类的构想并付诸实践,从实践层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研究并实施。



【作者简介】赵英红, 女, 山东日照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