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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品越:中国新型制度文明在疫情防控中锤炼与升华

文字:[大][中][小] 发布时间:2020-3-30  浏览次数:899

摘   要

疫情阻击战具有二重性,不仅是人与自然界之间斗争,同时也是人类伟大的社会斗争。信息化时代社会生产力高度社会化,使疫情的传播速度空前迅猛,传播规模空前巨大。与生物病毒同时以爆炸的速度传播的还有“舆论病毒”,二者相互呼应使社会面临严峻挑战。资本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奉行“以资本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原则,导致对社会疫情的失控,并且导致疫情自身的资本化而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国家治理能力和中国人民的制度素质所形成的中国新型制度文明,在这场疫情阻击战的大考中显示了巨大的制度优势,同时必将克服在此过程中暴露的制度短板与漏洞,从而在这场伟大斗争中得到锤炼与升华。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大地上肆虐,正在奋进的中国人民突然面临猝不及防的灾难的阻遏,不得不进行一场在难度与规模上都远超17年前“非典”时期的疫情阻击战,这是一场中国人民的生命保卫战。在如此紧迫而严重的情势下,面对如此重重压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文明再一次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任何有生命力的制度文明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凭空构想出来的,而是经过无数实践的磨难,在严峻的考验中不断诞生、完善和发展的。每一个中国制度基因都纪录着中国人民曾经受过的灾难与考验,都是我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光辉结晶,由此铸就了共和国应对各种灾难的伟大体制与卓越能力。此次对于疫情的阻击战,是对中国制度、中国的治理能力和人民素质的巨大优势的彰显与证明,由此生成为更加坚强、更加完善、更加先进的新型制度文明。


一、信息化工业社会中疫情的社会性传播机制

疫情原本是自然界对人类生命的挑战。然而,一切发生在人类社会的自然事件不可避免地具有二重性:既具有自然性,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也具有社会性,表现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以自然过程为载体。正因如此,在人类历史上,一次次严重的疫情都在考验着各个文明的医疗水平体系与社会制度体系。在各个社会单元相对封闭的古代,社会成员交往密度较低、交往规模较小、交往空间范围狭小,所以疫情的发生主要是一个生物性自然过程,基本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干预。由此产生了各个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医药文明,包括医药知识和古代社会的医疗体制。随着进入工业化社会,进而从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信息化社会之后,生产力高度社会化了,整个社会交往模式与规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数万年来一直与人类社会相伴而行的各种疾病灾祸,特别是由人际传染而产生的疫情发生了质的变化——转变成严重的社会事件。这种变化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疫情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极大地提高了交通的速度与便捷,人们之间的交往密度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提高,交往规模日益巨大,交往空间范围日益广阔。于是,局部的疫情就会迅速搭上现代交通的快车,从局部地区迅速扩张到整个国土,乃至整个世界。这就是说,生产力的社会化、全球化使疫情也高度社会化、全球化了。疫情也就有了二重性:不再仅仅是人与自然的斗争,同时也是人类面临的巨大的社会挑战。由此可见,当代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所要求的生产关系,以及建立其上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仅要能够适应社会的日常运行需要,而且必须能够成功地防范与应对像疫情等等突发性灾难,成功地进行阻击战。

HealthMap有关新冠病毒全球传播的示意图,疫情搭上了现代交通的快车,从局部地区迅速扩张到整个国土,乃至整个世界。

其次是关于疫情的信息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生产力的社会化不仅带来飞速发展的交通系统,而且通过社会的信息化革命,更带来了当今世界极其发达的通讯传媒系统,由此围绕疫情的信息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自媒体兴起之后,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发出信息的信息源。于是每时每刻都有海量信息满天飞舞,谣言与真相相伴。高度发达的通讯传媒系统,既是迅速发布正确信息和管控社会的信息渠道,同时也是蛊惑人心的谣言迅速滋生和繁殖扩张的沃土,由此生成的“舆论病毒”,以几何级数的速率滋生和繁殖,并且以光速传播,无论从种类上和繁殖传播速度上,都远远超过自然界的生物病毒。越是在中国面对巨大挑战的时刻,这些“舆论病毒”越是活跃。当下,一些敌对势力将这场疫情视为阻遏中国发展,搞乱中国社会,甚至推翻中国制度的机会。不仅幸灾乐祸,而且造谣生非、落井下石,正在通过现代化通讯系统,在网络上掀起另一种攻击中国的战争——网络舆论战,妄图给正处于全力奋战中的政府和人民再添乱局。因此,伴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全球化产生的通讯传媒系统也必然成为现代治理的重要领域。尤其是在疫情扩散的非常时期,这种治理至关重要,必须准确迅速地判别各种信息的真伪,而且有足够的手段使正确的信息畅通无阻,使谣言与恶性的信息受到强有力的阻遏。一旦稍有松懈,生物病毒与“舆论病毒”二者相互“交叉感染”,产生巨大破坏性力量,其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在生产力高度社会化以及当今的信息化社会,任何国家必须建立一套对疫情的日常管理机制与应急反应机制。一方面,平时努力防范疫情的发生,把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另一方面,一旦疫情发生,社会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反应来阻断灾难的蔓延、传播和对人的生命与社会机体的破坏。但同时也不能反应过度而造成社会机体对它自身的损伤。这正好与病毒对人类机体的危害机制相呼应。研究表明: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危害途径有两种:一是人类机体缺乏对病毒的免疫反应机制,导致病毒肆意侵害人的机体;二是机体对病毒的免疫反应过度,这些免疫反应物不分青红皂白地吞噬人的机体自身的细胞,导致危害人类自身生命。2003年非典疫情中,大部分死亡病例实际上并非直接由病原体对人的机体破坏所致,而是因为机体对病原体产生的免疫炎症性反应过于强烈,而导致“炎症风暴”对机体自身的破坏。同样的道理,人类社会对于疫情的反应,既不能缺乏应对措施,也不能反应过度而造成社会的自我伤害,要做到“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而在应对疫情,打赢疫情阻击战的同时,必须应对另一方面的挑战:对各种“舆论病毒”的防卫战,这同样要求既要有力地精确打击,同时也要防止反应过度而引起负面作用。

那么,应当建立怎样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成功应对像这次疫情一样的灾害性事件,实现“科学防治,精准施策”?这个难题摆在当代每个人面前。


二、资本主义制度在现代疫情应对上的失灵与痼疾

如上所述,生产的社会化赋予了疫情更加猛烈的表现形式。因此,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一旦疫情暴发,便会使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的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获得了更加尖锐的表现形式。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治理体系,在如此巨大的灾难面前必然失灵。不仅如此,它还会使疫情留下无法痊愈的后遗症。这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它对付疫情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而是以资本为中心。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国家归根到底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契约国家”——政府收取纳税人的税款,因而要按照契约保护纳税人的私人利益,其核心当然是作为纳税大户的垄断资本的利益。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学说——社会契约论的逻辑结论。这必然导致其对公共灾害性事件应对措施的迟钝与不足,从而造成灾害的放任流行。按照洛克的国家学说,这种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契约国家”的政府,其责任只是维护和修复私人之间关系的“自然法”。如何应对如此巨大的疫情,必须征求纳税人的意见才能动用国家资源。虽然也可以通过紧急状态来动用国家资源,但其根本前提是不能损害垄断资本的利益。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对疫情的不作为与少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放任疫情自生自灭。例如,1918年3月4日,一处位于美国堪萨斯州的军营发生流感,由于政府的不作为而流向整个美国,进而流向全世界,到了1918年秋季在全球大量爆发。至1920年春季,在全世界造成约10亿人感染,近4000万人死亡,其中西班牙有800万人感染了流感,故此次流感又被称之为“西班牙型流感”。如果说,这次流感疫情是由于人类对病毒的无知所引起的,那么,2009年美国流感的泛滥,美国的制度则难辞其咎。是年4月15日,美国疾控中心在加州一个10岁患儿送检样本中发现一种新型甲型流感病毒H1N1。随着病例越来越多,4月23日美国向公众披露了这一疫情。4月25日世卫组织宣布H1N1疫情成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在此情况下,美国政府除了通过美国疾控中心释放25%的战略储备物资,为各州提供1100万剂抗病毒药物和个人防护设备,约3900万套呼吸保护设备(口罩和呼吸器)、手套和面罩等,再无其它有效措施。正是由于美国政府控制疫情不力,H1N1感染人数太过庞大,病毒传播已经彻底失控。没有有效的疫情防治措施,没有时时透明的有效统计,于是美国疾控中心不得不用一套算法来估出相关数据:从2009年4月至2010年4月10日疫情基本结束时,美国国内共有6080万例感染,27.4万例住院治疗,12469例死亡。

源于美国堪萨斯州的流感被称为“西班牙型流感”,在全世界造成约10亿人感染,近4000万人死亡。造成这种严重的后果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对公共灾害性事件应对措施的迟钝与不足,放任灾害流行。

不仅如此。以资本为中心的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在放任疫情危害本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的同时,更是放任疫情流传到整个世界,对他国更加不负责任。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公布,由于美国没有尽力控制住病毒扩散,上述疫情迅速传染到全球214个国家,导致全球多达284500人死亡——这就是美国国家治理体系应对疫情的机制所产生的结果。

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以及与其相应的所谓“自由”的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制度,不仅造成对灾难事件的反应的迟钝与不足,而且还会引起反应的过度与混乱,从而天灾与人祸叠加,扩大了灾害的破坏力。正是因为政府对疫情的反应不足,必然导致民众对疫情的恐慌,由此导致全社会无组织的个人对疫情反应的无序叠加,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在总体上对疫情的反应过度。政府的应对不足与民众的反应过度同时发生效应,前者导致疫情放任自流,凭借现代化交通工具与大规模生产迅速扩张而危害人类,后者则导致社会自身盲目过度的反应而产生社会自我伤害,两者相互交叉叠加,引起反馈式恶性循环,其灾难性后果可想而知。

社会无组织的民众的恐慌及其造成的反应过度,恰好给那些一心牟取私利的有组织的力量提供难得之机。在资本主义社会,无组织的力量是人民大众,而有组织的力量则掌握在垄断资本手中。垄断资本不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而是以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为中心。于是民众的灾难性事件恰好构成资本牟取暴利的手段,这就是所谓“国难财”。自由主义者声称,应当允许发“国难财”,因为这样可以刺激经济供给,用“看不见的手”来促进经济发展。他们掩盖了血淋淋的事实:这种用灾难来刺激供给而带来的所谓“发展”,乃是建立在人民的生命危亡与社会的灾难基础上的,是地地道道的“人血馒头”。而垄断资本则趁疫情灾难之危,牟取的不仅是暴利,更是对社会的统治权力——通过提供这些浸泡着人类鲜血的供给,如药物与防疫器械等等,来强化民众和社会对垄断资本的依赖,增强其社会权力。

不仅如此,从长期来看,资本主义制度还将会导致疫情灾害遗留世间,把这类传染性疫情塑造为周期性疾病,成为人类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从而成为资本增值的摇钱树。因为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不能以消灭疾病为目标,因为一旦如此,它就毁灭了自己发财致富的机会。下面就是典型的实例:美国吉利德科学公司的科学家们曾经研究出一种能够彻底消灭传染性丙型肝炎的药物,其疗效之好出人意料。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家公司的股票却因此大跌,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一旦这种药物被广泛使用,那么罹患这种疾病的人将越来越少,从而其传染源也就越来越少,最终此病将趋于灭绝。这本来是造福人类的好事,但却是资本的恶梦,与资本的本性相违——因为消灭了作为资本摇钱树的传染源,最后导致没有病人买药。于是这类本来造福人类的发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价值毁灭型”发明。正是在利益驱使下,每一场疫情的发生,资本都会想方设法去发明既有明显疗效,但都不能根治此病的疗法,将其转变成慢性病,使患者永远不绝于人世间,从而成为资本的长期摇钱树。

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不断发生的各种新型的疾病,特别是传染性疾病,资本又不断发明新药使之成为人类社会的慢性病。于是,越来越多的慢性病积累到人类社会的机体之中,使整个人类社会疾病缠身。如此不断积累下去,将终于使社会不堪重负,陷入危机。这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症候之一。这些症候与其他症候一起——生态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等,最后必将导致整个资本主义的灭亡。这将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尽管这个过程还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三、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应对疫情中锻造与升华

任何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都不可能完美无缺,尤其是遭遇突如其来的巨大事件时能够神机妙算,没有任何瑕疵。这种所谓“完美无缺”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设计。任何制度都必须在实践的挑战中不断成长,在成长中不断弥补短板和漏洞,完善自身。一种社会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不是体现在所谓“完美无缺”上,而是体现在总体上能否充分调动自身的潜力来应对挑战,并在迎接挑战中不断完善自身,最终有利于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也在于此。

这次中国面临的由新冠病毒引起的疫情,在人类历史上可以说史无前例。从自然性角度来说,它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具有极强传染性的疫情。最新研究表明:新冠病毒的S蛋白与人体细胞的亲和力是造成2003年非典疫情的SARS病毒的10至20倍。这就导致其能够迅速进入人体细胞,使人罹患疾病。从社会性角度上讲,中国具有14亿巨量人口,拥有发达而便捷的现代化交通工具,同时又发生在中国人口流动和聚会规模最大的春节期间。这种自然性与社会性相交叠,造成的疫情规模之大,堪称历史之最。甚至可以说,这是当今世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都无法应对的巨大灾难。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来说,也是一次规模与难度空前的大考。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以及中国人民的制度素质,必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考中,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能够坦然面对在此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与短板,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克服,不断锻造自身,并且升华为更高的现代制度文明。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尚待完善的新型制度,然而可以克服资本所带来的生产力高度社会化与资本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具有强大的制度文明的力量。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二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势,三是中国人民在制度素质上的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优势。这三大优势共同汇集成中国的新型制度文明优势。

(一)疫情阻击战锤炼与彰显中国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

中国制度优势不仅表现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确保社会安定上,还表现在应对像这次疫情这样的突发事件的考验上。如上所述,发生在人类社会的由生物病毒引发的疫情,凭借生产的社会化所产生的高强度大规模社会流动而迅速传播,而由此引发的恐慌情绪和趁机而起的谣言会凭借信息化传媒工具而迅速发酵。如果社会对疫情的应对体系一旦掌控在垄断资本和代表垄断资本利益的国家治理体系的手中,就会引发上述种种灾难与痼疾。而其如果掌握在真正代表人民利益、并且能够动员全社会力量的国家治理体系手中,便会随时根据人民的利益和科学的判断来实施应对措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切实做好工作,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根本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的巨大优势首先鲜明地体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思想优势上,时时刻刻、事事处处以“以人民为中心”,将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和最高职责。这由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所决定。正因如此,我们的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以资本为中心”的致命弊端。正是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决定了我们党和政府对待疫情的根本出发点。早在1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时,就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提出了要求。1月20日,在中国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确定新型冠状病毒已出现人传人情况之后,习近平再次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指示,指出必须高度重视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及有关部门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1月22日,鉴于疫情迅速蔓延、防控工作面临严峻挑战,习近平明确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而在1月25日,农历新年第一天,习近平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并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一个全国性的疫情阻击战由此展开。中央与地方各级领导亲临抵抗疫情第一线督战。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党始终把人民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这与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形成鲜明的对比。

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同时鲜明地体现在组织优势上。正因为坚持党对疫情防控工作的统一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令行禁止,才能够做到疫情防控“全国一盘棋”。正是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国各级政府、人民军队对疫情防控做出各个层级的科学严密的布置,从人员物资调配、交通运输管理、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满足,直到对社会的每一细胞——每一个基层组织、每个城市小区和乡村的网络化防疫管理,甚至对每一户家庭的防疫措施,都层层落实到位。对于一个具有14亿人口的巨型大国,这样的高效率组织动员,堪称奇迹。例如,面对疫情突变,武汉面临人员和物资配备紧缺,全国上下紧急动员,仅用几天的时间,就以精确到小时的准确度,迅速配置到位。

图为部分驰援武汉,抗击疫情的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面对疫情突变,全国上下紧急动员,仅用几天的时间,就以精确到小时的准确度,将人员、物资迅速配置到位。

而这种政治上的组织优势,是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治理体系的基础上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正因为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我国才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调动起巨大的社会资源来满足武汉对相关资源的巨量需求。正因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能发挥社会主义从社会全局出发来引导经济发展的作用,又能充分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才能创造出如此雄厚的物质财富基础,使我国在如此重大的疫情灾害面前,有充裕的物资储备和调配运输能力。这种能力可以说为当代任何国家治理体系所罕见。

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巨大优势,还表现在围绕疫情阻击战发生的信息舆论战上。如何做到既要信息公开透明,又要依法行政,防止不真实的信息乃至恶意的谣言蔓延导致民众恐慌而产生民众的混乱的过度反应,是一个巨大的治理难题。这是因为人类对疫情的认识总需要一个过程,任何猜测与假设都不能作为决策的依据,不可轻率从事。在这个问题上,正因为我们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处坚持信息透明的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时指出:“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藏匿。”中国对一切隐匿疫情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置,既保证信息的准确、及时、透明、权威,又防止危难时刻各种谣言纷扰。这种高质量的信息透明公开程度和防范各种恶意信息破坏的能力,只有中国强有力的制度才能做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突出表现在进行疫情阻击战的同时,成功应对一些势力发动的“舆论病毒”的侵扰。总有一些人一心阻遏中国的发展,因此这次历史上空前的疫情被他们视为搞乱中国社会政局,破坏中国社会秩序,制造中国经济社会危机的绝好机会。所以他们抓住疫情发生过程中的每个事件,歪曲真相,制造和煽动民众对国家法治系统的误判,由此来干扰处于关键时刻的疫情阻击战,其用心不可谓不毒。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体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全体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压倒性认同优势下,这些谣言与煽动无法撼动人心,中国在巨大的疫情挑战和舆论侵扰面前镇定自若,确保了社会安定,保证了疫情阻击战的顺利进行。

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还表现在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与人民的血肉联系上。疫情阻击战、总体战实际上是和平环境下党所领导的一场人民战争,人民军队是这场人民战争的前锋。大年初一,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就发出命令,要求军队和地方医疗资源统筹起来,形成合力。当天解放军三支医疗队的450名医护人员正式投入武汉各医院的救治工作,第二天,部队筹措的1万多套防疫物资抵达武汉。仅仅一周后,军队出动了8架大型运输机,空运近800名军队医护人员和近60吨的物资,从全国各地飞向武汉紧急驰援。2月3日1400名军队医护人员进驻火神山专科医院开始救治患者。武汉建设的“方舱医院”,正是军队建设战时“方舱医院”的形式。这既是抗疫的需要,也可以看作是一次军事演习。这些事实充分彰显了我国军事制度与国家的军事治理体系优势。

(二)疫情阻击战锤炼与彰显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势

这次规模巨大的疫情阻击战,不仅锤炼与彰显中国的制度优势,同时也锤炼与彰显中国制度所培育出的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势。疫情防控阻击战考验与锤炼着中国各级领导者的治理能力。与疫魔作斗争是专业性、科学性极强的复杂细致的工作,需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严格遵循科学规律、进行精准全面决策的能力;疫情复杂多变,需要既能当机立断,又能随机应变,防止不测事件发生,作出多方应对预案的预判能力;与疫情的大规模战斗,需要协调医疗资源配置、人员物资调配运输、城市公共服务、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日常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等方方面面的工作,这就需要有全面掌控、综合协调的能力。中国各级领导干部的决策能力、动员能力、执行能力都将在这场斗争中得到考验与锤炼。中国在一夜之间组织全国医护队伍飞赴武汉。中建三局以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精神,在春节假期工人普遍放假的情况下,迅速组织工程建设队伍,只用十天的时间,先后建设起功能完备、符合现代化传染性疾病医院苛刻要求的两大高标准医院——火神山医院与雷神山医院。中国速度、中国效率,神话般地展示在当代世界面前!这是中国的光荣,也是由中国高效率精细化治理能力创造的一项项奇迹。经过这场斗争的锤炼,我国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科学决策能力与科学调控能力将会得到进一步升华。

图片为中国移动5g直播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短短十天里中国就建成功能完备、符合现代化传染性疾病医院苛刻要求的两大高标准医院,中国速度、中国效率,神话般地展示在当代世界面前。

(三)疫情阻击战考验、锤炼和培育着中国民众制度素质的优势

历史归根到底是人民创造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正在于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能够最大程度地发动与组织人民进行创造历史的伟业。因此,必须培育人民的优秀制度素质,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制度优势。所谓制度素质,指人的总体素质中关系到社会制度方面的素质。贬低中国人民的素质,成为西方一些怀着种族偏见的人们的口头禅。受此影响,我们国内也有一些人对中国人民的素质缺乏自信。然而在这场疫情中,中国绝大多数民众表现出了优良的素质。

作为和平环境下党领导的一场人民战争,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必然要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人民的素质至关紧要。而我国人民的最根本的制度素质优势,正是拥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与信奉个人至上主义不同,我国人民从来都将国家利益和社会集体利益奉为至上的利益。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是中国人民突出的制度素质优势。这场阻击战使我国人民的这一优秀制度素质得到了激发与弘扬,各条战线、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批平民英雄。其中最令人感动的是广大医护人员,在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带领与感召下,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不畏个人生死得失,主动请缨,临危受命,飞赴抗击疫灾战场,战斗在面临病毒威胁的最前线,甚至有人为此献出宝贵的生命!他们是真正守护人民、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英雄模范,其精神感天动地!全国尤其是武汉的公安警务人员,社区工作人员,工人、农民、战士和各行各业的志愿者,日日夜夜奋战在阻击疫情的第一线,其忘我精神令世界动容。正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使全国人民切身感受到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意识到自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分子,在关键时刻相互支援,团结互助,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那些不幸被病毒感染致病的病友们,以及有与病员接触史的高危人群,在面临个人安危之际,以大局为重,配合医治和自我隔离,体现了对他人和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同时,这场疫情的警示,将会使那些不文明、野蛮的行为受到全体人民的唾弃,我们民族的科学意识、卫生意识、生态意识和法制意识将会有质的提升。总之,一个在危难中团结奋进的崇尚集体利益的中华民族的制度素质和精神境界,将会通过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而得到进一步提升。

中国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优势,以及中国人民的制度素质上的优势,形成了中国的制度文明优势。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使中国的制度文明优势再一次展示在全世界面前,获得全世界的赞誉。这次疫情显示了中国制度文明的博大胸怀。与一些一心只想危害他国利益,甚至幸灾乐祸的国家不同,中国在危难时刻,在保护自己国家的人民的同时,还尽一切可能,把疫情控制在武汉、湖北,控制在中国,阻止疫情向他国传播,以保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自己的职责,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和道义水平,为全球树立了榜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中方采取的措施不仅是在保护中国人民,也是在保护世界人民,我们对此表示诚挚感谢。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我们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世界卫生组织新冠肺炎联合专家考察组得出结论:“中国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在减缓疫情扩散蔓延,阻断病毒的人际传播方面取得明显效果,已经避免或至少推迟了数十万新冠肺炎病例。此外,中国也在保护国际社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各国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也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中国正在采取谨慎、分阶段、有序的方式,逐步恢复社会、经济、教育和医疗等各部门的正常秩序。其他国家应迅速重新评估对中国采取的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这次大考既彰显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巨大优势,但同时也暴露了其中的一些短板、漏洞与弱项。例如,如何建立一整套把疫情消灭在萌芽状态的防疫制度体系?如何既不影响社会稳定,又能重视社会舆论中那些可能有价值的信息,使这些信息通过特殊渠道上达?当专家们对疫情具有不同意见之时,如何迅速达成最科学的最终决策?我们的科学研究如何与社会突发疫情的需要相结合?如何克服我们在发挥制度优势时可能发生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如何在以人民生命与健康为第一位的同时,抓好经济建设?等等。精准地分析这次疫情大考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将会使我们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得到进一步提升,我国制度文明的机体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中华民族将以更加雄健的姿态屹立在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