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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泉:美好生活与规则意识培育

文字:[大][中][小] 发布时间:2020-3-23  浏览次数:663


[摘要]作为人类意识的规则,其意义是保障人类在有秩序的、和谐的社会中生活,或者说,就是保障人类生活得更美好。美好生活建设需要规则,规则使人成为人,使人真正过人的生活,使人类生活成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综合体,使人们过上一种自觉自为的生活。对人类美好生活建设起规范和引导作用的规则主要有法律和道德两种规则,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既相区别,又互为转化和相互补充,通过调节、导向、评价三种功能对美好生活建设发挥作用。规则作用的发挥,要通过人们对其认同和遵守实现。培育规则意识,需要党和政府、社会、公民个人三位一体推进,包括全面依法治国,维护司法公正,全面建设法治文化、加强公民个人规则修养等。

[关键词]美好生活;规则意识;法律;道德;范导

[作者简介]李泽泉,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矛盾加以阐述。建设美好生活,固然离不开经济建设、社会稳定和谐以及人民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环境等物质条件的改善,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类要生存和发展,要过上美好生活,就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各种关系,正是面对各种社会关系,面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人类的各种规则应运而生。作为人类意识的规则,其意义就是保障人类在有秩序的、和谐的社会中生活,或者说,就是保障人类生活得更美好。所以,规则是形成秩序的保障,对规则的崇尚与坚守,彰显的是社会的文明程度。实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化,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规则意识的培养任重道远。

一、美好生活建设需要规则

罗尔斯认为,规则是“公开的规范体系”,“指定某些行为类型为能允许的,另一些行为则为被禁止的,并在违反出现时,给出某些惩罚或保护措施”。②人类之所以需要规则,是由社会性这个人的本质属性和追求美好生活的归宿决定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过上美好生活,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憧憬。人类要生存和发展,要建设美好生活,无论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还是精神文化的创造,都必须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各种关系,使生产富于合作和共赢,使生活富于理性、秩序、和谐。弗兰克·梯利认为:“道德规范的目的在于使个人和社会的生活成为可能,道德行为具有促进个人和社会利益的倾向。可以说,道德划了个圆圈,人们在圈内可以安全地追求各自的目的而不会相互损害。偷窃、说谎、谋杀对行为者及周围的人都是一个损害,因此道德命令我们不要偷窃、说谎和谋杀。正直、诚实、自制则促进具有这些德性的人及周围人的利益,因此道德命令我们要正直、诚实和自制。”④在这里,尽管弗兰克·梯利说的是道德规范,实际上也包括法律等规范在内的其他规则。对于人类社会和美好生活的功能也是如此,集中表现于它能够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社会关系,没有规则的范导,人类的社会生活至少不完善、不和谐,更谈不上建设美好生活。规则对于人类建设美好生活的意义,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规则使人成为人,使人真正过人的生活。动植物有生命、会生存,但由于没有规则,就不可能主动生存和提高生命质量,正如荀子所说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⑤。荀子这里讲的“义”就是指道德规则。孟子进一步指出,“义”是人类必须走的正道,认为“义,人之正路也”⑥。“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⑦,深入说明了“义”作为人类生活道德规则的四种具体含义。同理,亚里士多德认为,规则和秩序本身不是人类追求的目的,人类制定规则、谋求秩序的目的在于规范、引导人的行为,关乎规则、制度与秩序的道德和政治活动是人类最高的实践活动,因而也是最美好的生活。斯多亚派还提出了普遍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伦理价值主张,也就是说人类为了美好生活,必须有共同遵守的规则。现代西方伦理学家勒维纳斯和鲍曼也认为,人的基本生存境遇就是与他人共在共处,而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纯粹是一个伦理规则问题。勒维纳斯进而认为,人与人之间“面容对着面容”,在本质上是道德的,“面孔的通道一开始就是伦理的”。这说明,人们需要与他人和谐相处,实质上要求有规则地生活。正如美国哲学家杜威所认为的那样,人类生活是一种不断学习和生长的过程,但这不只指生理方面,主要是指精神观念和知识能力的生长。“但是这种生长大部分都与人生愿望和冲动反对,所以不能专靠本能的发达,还要有自觉的努力,去求正确的观念和能力,还要有自觉的奋斗,去祛除私欲的反动。”⑧为了克服本能,养成自觉努力、自觉奋斗,就要有共同认可和遵守的规则。可见,规则生活是人类自然的生活,是人类所特有的生活,不是外在强加给人类的。

第二,规则使人类生活成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综合体。物质生活是人类的首要生活,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人类生活的本质不是物质生活,而是精神文化生活。人性中既有自然性和物质性,又有社会性和精神性,使人区别于动物而成为“万物之灵”的是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不是自然性和物质性。人类建设美好生活,必须突出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内涵。社会性、精神性以自然性、物质性为基础,又因为有了规则而使其走向对自然性、物质性的超越与提升。人为生存而生活,同时也是为了有质量有价值有尊严地生存而生活也就是追求美好生活,而这一点恰恰反映了人类及其生活的本质。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不同人的生活中成不同比例实存着,在规则的中介作用下,彼此内在地既对立又统一,形成内涵丰富、绚丽缤纷的人类生活。人类通过制定和完善规则,范导人们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高度统一的美好生活,而放弃那种偏重物质生活而淡化精神生活甚至片面追求金钱物质而忽视文化精神的低劣和兽性生活。可见,人类需要规则,是因为规则能保持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协调与统一,人类通过制定和运用规则,使生活超越有限和世俗,实现美好生活目的。

第三,规则生活是一种自觉自为的生活。社会关系是规则形成的客观条件,而主体对规则的自我意识则是规则形成的主观条件,二者对于规则的产生和作用的发挥缺一不可,共同架构起人类规则大厦。规则的作用是建立在人们自我意识和意志自由的基础上的,人们制定、认同和履行规则,不是勉为其难和不得已,而是出于完善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的内在意愿,是为了生活得更好。正因为人的意志能够自己为自己确立行为的法则,所以人们在服从普遍规则的时候,也就是在服从自己的意志。在规则视野下,人们是以客体对主体是否有价值或有何意义的眼光来审视和把握行为,在认识和处理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别人的行为被分成善和恶、是和非、正义和邪恶等两方面,通过道德和法律规则的评价和调节,实现从现有向应有、实然向应然转化。正是通过规则的评价和引导,人才确定自己的行为与美好生活的联系,并由此确定自己应有的理想和价值追求。在现实生活中,人总是在不断的人际人物冲突中根据规则作出自我选择,不断地范导自己与他人、自己与社会乃至自己与自然界的种种关系,以此来实现自己的美好生活目标。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⑨,表达了人们对规则的适应是一生的运动过程,到了一定阶段才能完全适应规则,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这可能就是规则对美好生活规范和引导的终极境界吧。

  总之,规则生活,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生活,是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上,不断引导和规范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统一并着力提升精神生活水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生活就是规则生活。规则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共同推进人类建设美好生活。

二、道德规则与法律规则一内一外范导美好生活建设

规则有多种类型,童世骏在《论规则》一书中,按照规则对于人们行动的约束力,将规则分为构成性规则和范导性规则两类;按照规则的不同根据,把规则分成技术规则、游戏规则和道德规则三类。但是,结合人类社会发展史分析,如果从人民美好生活建设的目的和手段两重性看,规则主要分为道德和法律两种基本类型。道德和法律这两种基本规则,以其独特的德治和法治功能,对人民美好生活建设发挥着不同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道德规则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行为准则,是人类社会最早的规则,也是调节范围最广的规则,是判断、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靠风俗习惯、舆论谴责、内心信仰等维持,不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靠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规则是由国家制定的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是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公民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硬性规定,公民必须遵守。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一刚一柔、一外一内,共同发挥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范导人类美好生活建设。在法律规则中,那些国家认为对社会和谐秩序、对人民美好生活有价值的行为被指定为义务和权利。法律通过强制性约束,对有害的社会行为加以禁止和制裁,对有利的社会行为加以肯定和保护,从而为人民建设美好生活提供刚性制度保障。在道德规则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有序和人们美好生活建设需要的价值表现为一系列的具体道德规范,如诚实、敬业、廉洁、正直、勤俭等。这些具体道德规范体现着道德规则所追求的善、美等价值目标。可以说,人类一切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价值观念,都可以通过道德和法律两种规范,细化为人们应当或必须如何行为的具体规则。

道德和法律两种规则主要通过调节、导向、评价三种功能范导人民美好生活建设。

第一,调节功能。调节人的行为,是道德和法律两种规则在美好生活建设中最突出功能。二者虽然是以德治和法治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调节人们的行为,但都是通过协调人们的利益关系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规则的这种调节功能,不仅使公民的个人利益得以保障和实现,也使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得以协调发展,使人类和谐共处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在调节范围上,道德规则比法律规则广泛,法律规则只调整那些对特定生活秩序具有较高价值的社会关系,特别是调整那些危害国家利益和严重干扰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道德规则的调节覆盖全部社会生活,一切违反他人或社会利益的行为,一切危害美好生活建设的行为,尽管没有违反法律,道德都要承担责任,都要进行干预和调整。从调节方式看,法律规则是以国家强制力量(警察、法院、检察院、社会监督机构等)为后盾,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道德规则是以行为主体的自我理解为基础,专业人员的宣传引导为辅进行,主要是唤起人们的良知和羞耻心,培养人们的善恶判断能力和道德责任感。从调节时间效力看,道德规则比法律规则更持久、更深远。一部法律的效力时间,一般是从颁布之日起到废止之日止。但道德规范没有固定时限,一旦内化于心,转化为社会传统和风俗习惯,就会长时间发挥作用,甚至影响几代、十几代、几十代人的思想和行为。从空间效力看,除国际法外,法律规则一般只适用于国家主权管辖区域,各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规,只适用于本行政区域。某些道德规则,由于反映人们共同生活要求,一般不受国界或行政领域所限,如购物要排队等。人民美好生活涉及现实社会各方面关系,不仅需要以法律规则来调节事关生命安全和重大利益的关系,还需要以道德规则来调节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关系。

第二,导向功能。道德和法律规则在美好生活建设中起着示范和导向作用,有助于人们在关系复杂的社会活动中,作出有利于美好生活建设的正确抉择和行动。二者的导向功能往往与它们的约束功能同时并存。法律规范禁止杀人、禁止偷盗、禁止吸毒贩毒制毒,同时也是引导人们不要杀人、不要偷盗、不要吸毒贩毒制毒。道德规范告诉人们应当诚实、勤劳、有礼,同时也是引导人们不应当撒谎、懒惰、无礼。法律和道德所肯定和提倡的行为,就是有利于美好生活建设的行为,就是人们应当选择的行为;法律和道德所禁止和排斥的行为,就是危害或不利于美好生活建设的行为,就是人们应当摒弃的行为。由于法律规范是以国家的强制力量保证其实施和贯彻,其实质是要求人们按国家的意志行动,引导社会朝着符合国家意志和利益的方向发展,使人们自觉维护良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为美好生活提供稳定和谐的次序。道德规范除了以法律形式得以确定的那部分内容外,大量要求并不通过国家正式设定,而是人们约定俗成,即使由政府正式颁布的某些道德规范,也是通过舆论褒贬或公民自我认识和评价等方式来执行。尽管道德规范引导人们行为的作用方式与法律规范不同,但二者的导向目标基本一致,即都是以维护良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秩序和生态环境为基本目标。与法律规范不同的是,首先,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方向的引导,不满足于对现实道德关系的描述,而带有明显的理想因素,是应然性与实然性的统一,并在人们不断走向完美过程中改变人们过去或多或少恶的品性。因此,就造就文明和谐美丽社会和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理想人格而言,道德规范对人们行为的导向作用比法律规范的层次更高。其次,道德规范对人行为的引导过程,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道德规范之所以不靠行政和法律的强制措施得以实现,其根据就在于自律,即“人为自己立法”是执行道德规范的源泉。客观的外部规定和制约,若不转化为行为个体内在的认识和要求,道德规范的外在引导就得不到真正地实现。而法律规范的导向往往是通过硬性制裁发生作用,而制裁又多采取惩罚直至剥夺生命的手段,所以,它只能使人“不敢为”而不能使人“不想为”。因此,为了建设美好生活,除了靠法律刚性导向人们不做坏事,守住底线外,更要靠道德软性导向人们自愿向善向上,追求高尚生活。

第三,评价功能。无论是道德规则,还是法律规则,都是为衡量人们行为得失,是否有利于美好生活建设提供一个标准或尺度。法律规则通过是否合法判定人们的行为得失,沈家本称法是“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⑩,道理就在此。道德规则一般是以善与恶为标准来评价人们行为,与法律是非标准显然不同。对于什么是善与恶?人们认识和理解不尽相同,从而使道德评价的标准呈现出多元性和复杂性。在评价的侧重点上,法律规范更注重于人的行为后果,仅有动机而无任何社会后果的行为,一般不在法律规范的评价范围之内。法律规范虽然要对人的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它并不直接干预人的思想,它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干预人的行为而引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我的行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领域,因为行为就是我为之要求生存权利、要求现实权利的唯一东西,而且因此我才受到现行法的支配”{11},即法律只惩罚“我所做的”,不惩罚“我所想的”。道德规范注重人的行为后果,也重视考察人的行为动机,是从动机和后果相统一中去评价和把握人们的行为。一般来说,反映国家利益的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评价方向是一致的,合法的就是善,不合法的就是恶。但因两者的评价重点不同,有时也会出现不一致。例如,一种不道德的思想动机,只要没有造成社会后果,法律不会去追究,但道德则视之为恶,并加以谴责。所以,有人说“道德是更高的法律”。从这个意义上看,是有一定道理的。从评价方式上看,法律规范主要是一种外在的评价,一个违法行为是否发生以及违法的性质、程度如何,必须根据法律规定的要求,按照审判和受理申诉的正常程序进行。道德规范尽管也表现为某种形式的外在评价,但主要是靠行为主体自己对自己“审判”。一个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靠社会舆论和习惯势力的纠正或制约,毕竟是被动的、有限的,只有通过行为者内心的自我评价和“审判”,才会产生认识上的飞跃,实现道德规范的目的。现代社会公民个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强,工作和生活的独立性也在增强,建设美好生活,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现状,不仅要运用法律规则来进行外在的行为评价,更要运用道德规则来进行内在的思想评价,从而使美好生活建设获得更持续更自觉的推动力。

法律规则与道德规则的区别,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可以互为转化和相互补充。法律规则功能的实现和发挥,需要道德规则的辅助和支持,同样,道德规则功能的实现和发挥,也需要法律规则的支持和保障。

道德规则向法律规则转化,是一个长期过程,经历了由原始社会的习惯到习惯法,由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复杂演变过程。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法律尚未产生,当时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主要是习惯。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民主管理公共事务等原始人的传统习惯,也是最早的道德规则形式。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由于不同阶级之间利益的根本对立,在对善与恶、是与非、正义与非正义的看法上出现了根本分歧,因而过去那种反映全体氏族成员意志和利益的习惯,也无法适用了。适应于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开始出现了一些带有阶级色彩的新习惯,如高利贷的债权者可以随意处置债务者,经过统治者的认可,使之变成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习惯法。统治者还对原先旧的氏族习惯加以改造,使之成为有利于他们进行统治的习惯法。可见,最早的法律是从道德演变过来的。习惯法是以不成文的形式出现的,后来又发展为成文法。成文法是指国家按照立法程序,以条文的形式制定并公布施行的法则。成文法与不成文法同具有法律效力,二者的区别在于是否经过国家机关按法定程序予以制定,表现了法律规范由简单到复杂,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道德规范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以“礼法结合”为基本特征的中国封建法制,极力倡导以礼导民,以德化民,以德服人,实际上是把大量的道德规范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以法律手段惩治违背封建道德规范的行为,以国家意志维护道德行为。法律规范的实施,既需道德规范的支持和辅助,又会向道德规范转化。道德和法律两种规范的功能发挥,尽管形式多样,但归根到底要依靠人们的遵守和服从。道德规范作用的广泛性和持久性,得力于人们对它的内心信仰。对于法律,强制是手段,最终目的是要人们自觉认同和服从,否则,法律作为建设美好生活的规则,将起不到应有的范导作用。

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还需要相互支持和相互补充。法律规范是道德规范的加强化和制度化,道德规范则是法律规范转化成人们自觉行动的有力的辅助者和支持者。一般来说,凡是法律规范所禁止的行为,也是道德规范所限制的行为;凡是法律规范所要求的行为,也是道德规范所倡导的行为。二者从不同的侧面、以不同的方式体现着特定阶段国家的意志和要求,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实现社会安定有序和人民生活幸福的两种基本规则。而且由于二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凭借手段不同,有些社会关系只宜由道德规范来调整,不宜由法律规范来调整;有些社会关系必须由法律规范调整,道德规范只是起辅助作用;而更多的社会关系则必须由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共同调整,但具体要求又可能有所不同。我国古代流行“明德慎罚”“明刑弼教”“德主刑辅”等理念,就是从不同的侧面强调法律与道德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尽管法律规范干涉社会生活速度快、见效明显,但它的触角不可能伸展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特别是对于日常生活的一些深层次细节处,法律很难介入。法律规范的这些不足,只有依靠道德规范予以支持和补充。道德规范对法律规范的补充和支持还表现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美国法学家罗姆·弗兰克考察了美国同类案件由不同的法官审理后发现,受审人获释机会的不同的差异可达三倍之多。弗兰克指出,这里有法官个人心理的因素,也有法官“道德上的偏见”。在我国现实生活中,少数执法人员知法犯法,贪赃枉法,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法,而是因为他们道德素质低,道德规范对自身行为失去约束作用。所以,发挥道德规范在司法实践中的作用,激发司法人员的公正心和责任感,是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相互支持、相互补充的重要路径。

  同样,道德也离不开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例如,对那些见义勇为、勇于献身的高尚行为,如果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和保障,仅靠道德的劝说,不可能达到惩办恶者、奖励善者和教育人民、稳定社会的目的。正如晋代人葛洪所云: “爱待敬而不败,故制礼以崇之,德须威而久立,故作刑而肃之。”{12}这就是说,道德只有借助刑罚的威势才能长久地维持。当一个人彻底丧失了道德良心,道德对他的一切约束都无济于事,如果不以法律对其犯罪行为予以严惩,就会干扰甚至威胁他人的安全和社会秩序,从而危害美好生活。

  正因为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互为转化、相互补充,我们党和国家在建设人民美好生活过程中非常重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13}

三、规则意识的培育

规则对建设美好生活的规范和引领,要通过人们对规则的认同和遵守来发挥。当前,我国规则建设已取得重大成就,法治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全面依法治国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四个全面”之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公民道德规范不断充实发展,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五爱”公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党内法规日益健全,以党章为核心,以八项规定精神为指导,形成了包括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在内的六大纪律规范体系,有力地约束着执政党成员的言行。可见,规则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覆盖当前我国经济基础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在现实中,人们违反规则的现象时有发生,在经济领域,有人不遵守市场规则,违反生产、金融、贸易协定,假冒伪劣、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危害人民生命安全,妨碍甚至破坏经济秩序。在政治领域,有人不讲规矩,不守从政规则,以权谋私,导致腐败,污染政治生态。在社会生活中,有人不讲公德,不遵守公共规则,存在马路上闯红灯、公共场所吸烟、乱扔垃圾、乱停车、排队插队等违反规则行为,影响社会秩序和文明。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有人随意破坏生态,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导致人类与自然关系对立,影响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这些违反规则现象的存在,严重干扰了美好生活建设,原因多样,但规则意识淡漠是主要原因。因此,重视规则对美好生活建设的规范和引导,必须着眼于党和政府、社会、个人三位一体,“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则意识”{14}

  规则的生命力和权威在于实施。“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15}如果有了规则而不按规则办事,那就是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美好生活建设将无从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美好生活建设的领导核心,也是依法治国、运用规则建设人民美好生活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要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进一步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坚持纪在法前,纪比法严,把制度治党、依规管党向纵深推进。要按照依法执政的要求,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对宪法和国家法律的敬畏感,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和建设美好生活的能力,争当遵守道德规范的模范,在依法治国和规则意识培育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各级政府是人民美好生活建设的组织者,是依法治国的主体,是规则实施的组织者和示范者,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法治轨道上,按规则程序开展工作,加快建设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的法治政府,为全民培育规则意识,带好头、作表率。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培育公民规则意识的最后保障。英国哲学家培根曾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16}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深刻说明了司法公正对于规则信仰的重要性。如果司法缺乏公信力,社会公正、社会规则就会受到普遍质疑,规则意识就难以提高。当前,我国司法领域还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足等突出问题,一些司法人员还存在着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等有违规则意识的行为。必须完善相关体制和机制,加强对司法人员的教育和司法活动的监督,努力让人民群众通过每一个司法案件感受到法律等规则的权威和公平正义。

  全面建设法治文化,为培育全民规则意识营造社会条件,筑牢文化根基。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文化、规则意识比较淡化,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权力至上,法在权下,规则难以制约权力,规则难以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反映到思想文化观念上,就是权力崇拜意识。这种权力崇拜意识无视规则,甚至破坏规则,不利于现代社会规则意识的培育,不利于运用规则推进美好生活建设。因此,适应人民建设美好生活的现代需求,必须着力建设现代规则文化。要把规则意识培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从青少年抓起,从小培育规则意识。深入开展群众性规则文化建设活动,加强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公益普法和规则宣传,积极促进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规则信用记录,完善守规则诚信褒奖机制和违反规则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知德守德、讲规则守规则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

  加强公民个人规则修养,推进公民个人规则意识提升和规则品质改造。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个人修养的优良传统。《礼记·大学》有“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名句。儒家认为道德修养不是每个修养者个人的小事,而是直接关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当然,我们今天强调规则修养,不只是局限于道德修养,还要突出法治规则修养,旨在养成法治思维和规则意识。首先,启发规则主体自觉,使公民个体认识到将一定的规则内化为个性品格,不是外在强制,而是现代人的基本素质,是实现人生价值、确立人格尊严、实现美好生活的内在需求。其次,树立规则自信,让公民个体意识到,将一定的社会规则内化为个性品格,并非不可企及,而是每个个体通过自我修养可以达到的基本素质。最后,促进规则内化。要通过接受规则知识普及、规则意识案例分析、规则实践体验等路径,升华规则情感,锤炼规则意志,增强规则信念,培养规则心理,使规则不断转化为公民个体内在品质,成为美好生活的主导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