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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理论基础、现实需求及实现路径

文字:[大][中][小] 发布时间:2019-10-8  浏览次数:17

 

[摘 要]作为新时期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社会发展的精神指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的价值具有很大程度的精神契合。入法入规有助于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传播、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引领立法的方向和品质,并对法律的遵守和适用提供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现有法律法规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导向、践行和保障等方面还有不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必须遵循法律至上科学立法的准则,以问题为导向选好立法重点领域,充分利用目的性原则性条款,保障法律规则的可操作性,将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修法、废法、释法及司法全过程。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理论基础;实现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是当前法学理论和法治实践的重大课题。不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法律法规在意识范畴、作用方式、调整范围等方面都有差异,我们可根据文件精神、法理学原理及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现状,重点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主义法的理论基础、现实需求与实现路径。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在使用“融入立法修法”“入法”及“入法入规”等术语时,“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法律解释、公共政策等规范性依据。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主义法的理论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和“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这样的定位已经表明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之间的精神契合,也为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修法奠定了基础。

  (一)核心价值观的德性基础及其与法治的价值契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作为对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和集中表达,“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体现了国家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目标价值,体现的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的传统治国理念,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国家社会治理制度安排的价值标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在与国家、社会及他人相处中的价值准则。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法治本质上是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法学及哲学领域的经典议题。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始终以一定的道德原则为其理想导向,将法律定位为“一项有目的的事业,其成功取决于那些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们的能量、见识、智力和良知”。

  那些不符合自然法德性的实在法不被认可为真正的法律,即“恶法非法”。与自然法观点相对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虽然不否认道德对法律发展的影响,但主张法与道德不存在必然联系,即“恶法亦法论”。中国古代秦晋法家采取的是极端实证主义法律观,以国家为本位,建立了功利主义的“信偿必罚”机制,主张“专任刑法”“严峻刑法”,不谈道德追求或个人权利,不注重制度的反思理性,以“法、术、势”相结合作为其思想归宿。历史证明,古代的法家“法治”本质上是君主专制政体下没有生命力的“法治”。

  纵观人类法律文明史,自然法理念一直引导法律的主线沿着道德境界前行。社会主义法以人民利益为宗旨,以社会治理为本位。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与其他类型的现代法治一样,对法律的认知皆有善恶之别,并有价值保护的制度基点。“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法的价值,常规意义上是指法的“目的价值”,即法能够在其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支持、保护或促进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的价值要素常被归纳为秩序、自由、平等、和谐、人权、正义等。显然,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权威表达与精神传递,与社会主义法的价值具有很大程度的精神契合。

 (二)入法入规有助于核心价值观的认知、传播、培育和践行

  入法入规对核心价值观本身的意义甚为重大。首先,可实现对核心价值观的认知突破。法律是经过法定程序形成的体现人民意志的“国家意志”,有法定的公布和宣传方式,有强大的机构组织力量保证其运行和实施。法律所具有的最高权威性和国家性将有助于社会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核心价值观将借助法律载体从道德教养上升到刚性责任,并从立法扩展到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运行体系,最终达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其次,可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制度保障。法律通过设定权利义务对人们的行为予以指引、评价、预测或禁止,进而达到调整社会关系的效果。借助法律的规范性和威慑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后,对个体行为及社会风尚的导向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影响将大大增强,其功能将上升到社会治理层面。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年3月通过)通过保护慈善组织、捐赠人、志愿者、受益人等慈善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必将直接有助于人民群众将文明、和谐、友善的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三)核心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引领和保障

  习近平一直强调,“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古代的德治强调“仁义礼智信”等纲常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今天的德治需要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规则治理中发挥作用。核心价值观入法入规,有助于社会主义法律及法治建设吸收充沛的道德滋养,为德法共治提供制度依托。

  首先,核心价值观引领立法的精神和品质。“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法学史上关于法治的最早定义强调了“良法”先行的理念,“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法应该是“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是塑造社会主义“良法”的必经之路,也从源头上赋予法治鲜明的价值导向。作为法律制度的检验标准和思想源泉,核心价值观可以引导立法者发现现有规范的瑕疵,并促进法律理念及制度的完善。

  其次,核心价值观可促进法律的遵守和适用。法律得以遵守和实施是法律的预期目标得以实现的唯一途径。人们守法的现实根据和理由是多方面的,可能是出于契约式的利益和信用的考虑,可能是对法律强制力的敬畏,可能面临社会合作机制带来的压力,还可能源于遵守社会规则的心理惯性。无论如何,当人们信任法律,把守法义务当作道德义务、法律要求转化成内心自觉时,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效果即达到理想状态。守法自觉性的提升依赖两方面因素:一是法律的优良品质,“我们遵守法律,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被迫遵守法律,而是因为我们感到遵守法律是正确的”。二是对公民的道德教化。古代西方法治文明中,守法被视为公民的教养和美德,守法本质上是培养与法律的普遍公正观念相适应的情感和气质。中华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突出特点是以美德滋养法律的运行,重以德化民、德主刑辅,正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学而》)。基于中外法治文明经验以及当前现实,习近平提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


二、当前依法治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的现实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2011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会议宣告“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当前我国已有庞大的法律法规体系。但是,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现有法律法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还有差距,对价值的导向、践行和保障等方面还有不足。因此,当前依法治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融入有着迫切的现实需求。

  (一)部分法律法规对核心价值的导向不够鲜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表达了国家的价值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也明确宣布“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目前部分法律法规对核心价值观的导向不够鲜明。例如,财税法以财税的收支及管理关系为调整对象,服务于国家财政筹集与宏观调控之目的。由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又面临财政收入降速、公共服务支出扩大的现实,足够的财力保障是政权稳定、国家安全的基础,“富强”价值观应该是财税法的重要目标。这就要求税源稳定、税负合理、征管有效。但事实上财税法中有违“富强”价值观的制度瑕疵甚多。突出的是,我国目前以房地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收明显不足,影响地方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阻滞城镇化建设的推进,也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和土地抵押贷款的依赖程度较高,由此加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应税面狭窄是我国房地产税财政筹集能力弱的重要原因。当前与房地相关的主要税种中,只有耕地占用税的征税对象包括了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耕地。其他税种,包括土地使用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契税,都不涉及农村集体土地的占有或转让。房地产税的城乡“二元制”同时形成了房地产在城乡之间的市场鸿沟,给市场经济以及社会管理带来新的挑战,进一步影响文明、和谐、公平等价值观的实现。

  (二)部分法律法规对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不充分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回答了我们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方向的价值取向,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契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首次提出“社会治理”概念。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然而,关于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庞大,对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还有待提升。

  首先,部分规范领域的法治化水平有待提高。某些领域法规缺位或者规范依据的法律效力层级不高,有违“法治”要求。例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即“一税一法”原则,要求国家开征任何税种都必须以法律作出专门规定才能实施。不过,我国当前财税法律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依然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以下层级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真正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数量甚少。我国目前常规性税种有15个,然而只有《个人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车船税法》《环境资源保护法》4部法律,其他税种的开征依据都是国务院制定的暂行条例。税收法治化水平不足影响“富强、和谐、民主”等价值观目标的实现。这就会导致两方面的结果:一是税收优惠项目繁多杂乱,进而影响财政收入的稳定性,也会带来税负的不公平,导致原本统一的市场形成一个个的税收洼地,扰乱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鉴于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论及要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二是非税收入在财政收入中占比偏高,“2012—2015年国家非税收入年均增长18%,而同期税收收入年均增长7.5%”。财政收入结构的不合理,影响国家“富强”与“和谐”,对个人及企业的权利带来隐患。虽然2016年财政部发布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办法》对地方“费权”有所约束,但是非税收入法治化管理亟待增强。

  其次,部分制度对“平等、公正”价值观呈现不足。习近平要求“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然而,当前部分法律法规对公平、正义的呈现明显不足。现行个人所得税法未能遵循量能课税基本原则,“分类所得”的计税方式无法客观反映纳税人的经济应税能力,城镇居民收入来源与个税构成变动趋势相反。房产保有阶段的房产税对个人所有的非营业用房产一律免征,加剧了居民对财产占有的分化,抑制了税收对居民收入分配的调控功能。“十二五”期间,社会养老保险覆盖9亿多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5亿人,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但各类社会保障措施在区域、群体间以及城乡间都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保障水平的差距又加大了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改善和保障民生理应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的重点。

  (三)部分法律法规对公民价值准则保障不足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涵盖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方面,是公民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社会主义法律法规理应对公民行为准则的确认、传播与促进发挥强大的制度力量。然而,目前法律法规对于道德准则保障的不足多有显现。

  首先,爱国价值观保障不足——以关于侮辱英雄烈士行为的法律规制为例。爱国,是公民对所属民族共同体的归属以及热爱的情感,法律通过要求公民维护国家共同体荣誉和繁荣的行为规范来弘扬这种道德,并对伤害国家荣誉或利益的行为予以处罚。近年来,通过网络、书刊等形式丑化、诋毁、贬损、质疑英雄烈士进而歪曲历史的案例逐渐增多。对此类事件的法律介入涉及死者人格权保护。我国相关法律诉讼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并作出过司法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施行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侵害英雄烈士荣誉的行为,也就是在侵害死者人格利益且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请求权和诉权主体可为死者近亲属。可是,司法解释文件只规定了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等“利益”,并不承认死者的人格“权利”,也没有引起相关法律保护的足够关注,纵容了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人格利益的行为。

  其次,友善价值观保障不足——以关于见义勇为行为的法律补偿完善为例。见义勇为,是指为保护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与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作斗争或者抢险的行为。法律对见义勇为行为的理性介入与核心价值观中的“友善、爱国、诚信”等要素的培育密切相关。大量案例中存在见死不救的冷漠以及“好人得不到好报”的疑虑。在较长时期内,我国对于见义勇为人损害赔偿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23条。据此,对于见义勇为人的损害赔偿责任限定在私法范畴,形成了“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为主,受益人承担补偿责任为辅”的调整模式。见义勇为人的损失补偿受制于侵权人及受益人的诚信及偿债能力。法律介入应充分关注见义勇为的“社会善举”属性,并在社会上形成有限利他的风气,培育崇德向善的价值观。

  再次,诚信价值观保障制度缺失。虚假广告、制假售假等行为,不仅侵犯公民财产安全,干扰市场经济有序运行,而且是对社会主义诚信价值观的严重伤害。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雏形初现。不过,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实现路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立法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25件,修改法律127件/次,通过有关法律问题和重大问题的决定46件/次,作出法律解释9件。”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修法取得成效。同时,司法机关在争议裁决过程中也事实上发挥着核心价值观入法的功能。

 (一)核心价值观入法的准则:以法治国家建设为宗旨

  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修法不能伤害到法治国家准则,在实践路径上必须遵循三个基本要求:一是坚持法律的最高权威性。法治理念的首要内容是法律至上,不论是道德、党纪、政策,还是风俗、教规,都不能超越法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法不能冲淡、减损、破坏或者替代法律,切忌颠倒法律或道德之间的主次关系,必须维护法律的至上地位,必须有助于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二是把握核心价值观介入法律的尺度。法律的责任是将道德或不道德行为控制在社会基本秩序许可的范围内。“按照虚拟的道德标尺度量,道德可以分为愿望的道德和义务的道德,愿望的道德是以人类所能达致的最高境界作为出发点,义务的道德则是最低出发点。义务的道德确立了有序社会成为可能或者使有序社会得以达致其特定目标的基本规则,其表达方式通常是‘不得……’,‘应该……’。”显然,义务的道德恰恰是法律义务的规则表达形式。如果法律对行为人施加了难以企及或难以考量的美德义务,有可能导致法律的泛道德化,最终让法律规则失去可执行性和权威性。三是以科学立法确保“良法”品质。“良法”的形式品质,包括符合立法文本的逻辑严谨、明确易懂、不溯及既往等。“良法”的实质品质,关键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彰显,包括法律对自由平等的维护,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以及对人权的保障等。科学立法是良法品质的保障路径,即根据核心价值观入法的部署,以问题为导向选择立法项目,分析特定领域内法律与政策、党纪、习惯等社会调整手段的配合,比较以法律和其他规范调整特定问题的成本与效果,健全立法的起草、论证、审议、表决机制,关注人民群众对立法的反应。

  (二)根据核心价值观的需求确立立法重点领域

  党中央于2018年5月颁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规定了六个方面的主要任务,“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二是坚持和巩固人民主体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三是发挥先进文化育人化人作用,建立健全文化法律制度……四是着眼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完善民生法律制度……五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建立严格严密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六是加强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立法,把一些基本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尽管重点领域已经确定,但在具体实践中须注意,国家的立法资源和社会承载能力在一定时期是有限的,选择立法项目时必须根据核心价值观的要求,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分析和评估立法的经济和制度成本,确立法律立、改、废的最佳时机和优先顺序。而且,将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要求与具体法律部门的特殊价值需求协调,促使法律有效回应新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

 (三)核心价值观入法的形式选择:原则或规则

  从内部视角来考察法的有机构成,通常认为法有三大要素,即法律概念、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法律规则或法律规范是规定法律权利义务及责任的准则,是法的主要构成要素。法律原则是政策性、基础性、综合性原理,是法律行为、程序、裁定的方向性准则。核心价值观进入立法修法时,需要协调法律与道德的调整限度,选择合适的承载形式,确保法律的可操作性,达到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目的。一是可充分利用目的性条款和原则性规范。与时俱进的立法都善于利用目的性条款和原则性规范,放松对“规则之治”的恪守,积极回应道德要求。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高度契合了法律原则在制度构建中的本源性、基础性及指导性地位。法律原则既是法的构成要素,又反映一般道德意识和准则,适用情形比规则宽泛。二是可使用法律规则的谨慎要求。法律规则有严密的逻辑结构,由假定、处理和制裁三部分构成,分别规定规则的适用前提、人们的权利义务以及行为要承担的后果。核心价值观如果以规则渠道入法,在立法技术上尤其需要考虑法律与道德在调整范围上的界限与合作。立法对行为模式的义务设定具体,评价标准明确,做到可预测、可操作,将道德语言转换成法律语言,避免执法和司法环节的主观擅断给守法所带来的无所适从。对后果模式设定科学,奖惩适度。核心价值观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人民幸福,当其融入法律规则时,凡是能够通过正向激励的场合,就不宜强制使用惩罚措施。

 (四)核心价值观入法的方法适用:贯穿法律的立、改、废、释全过程 

  首先是核心价值观的立法融入。一是将核心价值观载入立法目的条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2017年3月通过)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2016年12月通过)的立法目的条款包括“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章“基本规定”中的第4—9条鲜明地体现了平等、公正、诚信、弘扬公序良俗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素,第183、184条强化了诚信、友善的价值观。第183条将接受他人善行义举后的感恩道德上升为法律义务,第184条被称为“好人法”——“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而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该条化解了“老人倒地扶不扶”这样的救助风险,阻止了针对见义勇为人的讹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2017年9月通过)以及《中华人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2018年4月通过)的立法目的条款包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立法明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重要的倡导内容。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2016年3月通过)第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2016年11月通过)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2016年11月通过)第6条及第9条等。三是大量新法虽然没有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但以专门条款表达了核心价值观的理念,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2015年12月通过)等。

  其次是核心价值观的修法融入。“改”指根据核心价值观的导向和现实需求对既有法律法规的变更、删减或补充。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15个统筹修改法律的决定,涉及修改法律95件/次。2015年修订的《教育法》明确提出:“教育应当立德树人,对受教育者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2017年《国务院关于修改〈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4号),其中一条修改内容是:起草行政法规,应当符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18年3月11日通过)第24条宣告:“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有些法律法规的修订没有明文使用“核心价值观”概念,但充分体现了核心价值观精神。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的部分条款充分体现了对传统家庭伦理的回归。2018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体现了对和谐、法治、平等等价值观的追求。为了遏制诚信缺失的社会现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2017年1月通过)重点加强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北京市促进慈善事业若干规定》于2018年7月的修改稿首次明确强化了捐赠允诺对于允诺人的法律强制力,减少“捐赠秀”的不诚信现象。此外,对于明显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或者明显滞后于时代要求、缺乏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正在通过法定程序予以废除。例如,2018年3月,国务院公布了对18部行政法规部分条款的修改和对5部行政法规的废止,其中包括废止《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对于劳动教养这一行政处罚的废除,彰显了我国在法治建设及人权保护事业方面的进步。

  再次是核心价值观的司法融入。鉴于司法裁决对权利义务及社会关系的决定性影响,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过程中也有力地发挥着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及执行公共政策的作用。司法机关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是制定推动核心价值观入法的工作文件;二是发布典型案例;三是各级法院在司法裁判中明确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说理依据,将其中的特定要素融入有执行力的裁定中;四是司法解释或司法判决虽未明确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术语,但事实上阐述核心价值观精神,并助推相关立法。

  根据在“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板块的检索(检索时间截至2018年8月19日),1162份司法裁决书中含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词,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知识产权、国家赔偿等多方面的诉讼。案例解读表明,法院所践行的价值观要素大致包含以下目标:一是保障国家及民族公共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英雄人物人格利益保护的典型案例属于此类。法院认为,英雄人物所承载的是“民族的共同记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之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一部分”。二是促进社会团结及良好风尚。三是保障个人权利,主要是在一些行政诉讼、劳动诉讼中法院裁判对于行政相对人及劳动者权利的倾斜性保护。

  司法裁决对核心价值观的融入符合政治哲学中国家权力正当性标准理论,即国家首先要解决“秩序、保护、安全、信任以及合作的条件”。同时,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入法实践,司法活动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或困难。党的十八大报告是以“三个倡导”的形式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阐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是,这些价值观要素本身存在有机联系和内在统一性,司法裁判难以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价值观要素的主体分类进行援引。例如,“诚信”属公民个人的价值准则,在判决实践中,“诚信”也是对政府行政行为的要求。还有些司法判决只是笼统裁定“与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但难以指明案例中哪种行为背离了核心价值观的何种要素。实践中的问题对于核心价值观理论及其入法推进带来新的完善契机。

 

 

       陈融: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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