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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才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根基及其实现路径

文字:[大][中][小] 发布时间:2019-9-11  浏览次数:57

作者:姚才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意蕴。只有善于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才能进一步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之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更加充分地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根脉。当然,中国传统文化是良莠混杂的,这就需要我们甄别其精华与糟粕,在提炼、活化传统文化合理因素的同时,也剔除其糟粕与历史负面性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在华夏大地上共同创造的、体现了中国各族人民聪明才智与创造力的文化。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它尤其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尚未遭遇西方文化严重冲击的中国古典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很多足以为世人称道的思想睿识,比如,德主刑辅、礼法合治、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治国理政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的传统美德思想等[1]。以上诸种思想观念在今天看来仍没有完全过时,对其作出新的解释,赋予时代新义,将有益于现代社会,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 119~120“根基”有基础、根底之义。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表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土壤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关于此点,我们可从以下两方面来看:

  首先,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标志之一,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没有被其他民族完全同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民族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一个社会核心价值观的产生和形成又离不开民族文化传统的涵化,只有将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它才能得到丰富的营养,变得枝繁叶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样如此,它孕育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母体中生发出来,才会具有无限的生机与活力。中国古代不同学派倡导的价值学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有益的养分,尤其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2] 120的价值理念,可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主体是生活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的所有社会成员,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若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就必须使其奠基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上,而不是与传统彻底决裂。否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便会失去赖以生存的沃土,没有根基;作为践行主体的广大社会成员亦有可能因此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隔膜感,无法真正将其内化于心。因而,当前重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其意义是勿容置疑的。

  当然,在继承和超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我们也需要根据当前我国社会的特点与当代人的价值诉求,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注入新鲜血液和富有时代气息的元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应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社会各阶层与各行业人们的具体实践为依据,在此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借鉴、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西方文化中的思想睿识。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应是一项系统、全面的宏伟工程,而不可只局限于某个方面或某个领域,否则将会有以偏概全之弊。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各个范畴均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觅到可利用的思想资源,找到其根基。限于篇幅,笔者仅以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四个范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例作说明。

  富强被列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首位。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富”、“强”以及两字连用的“富强”概念均多次出现过。比如,《尚书·洪范》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又曰:“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管子·形势解》曰:“主之所以为功者,富强也。”汉代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对“富”、“强”的解释为:“富,备也,一曰厚也”,“强,弓有力也”。可见,“富”有富裕、丰厚、丰盛之义,“强”可释为强健、强大或强盛。中国历史上各不同派别的思想家倡导的富强观多有差异,其中法家和儒家的富强观对后世影响尤大。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认为,“国富兵强”是一个诸侯国实力强大的重要标志,诸侯国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应为实现此目标而竭尽全力。“国富兵强”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君主。在韩非的心目中,只有君主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君主可以有自己的目的、意志,其他人都是君主利用的工具。因而,韩非所谓的富强主要是针对君主而言的,与百姓的福祉无关,他很少从百姓的需求及切身利益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问题。与法家不同,孔、孟、荀等儒家则倡导民富优先,认为民富是保持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的基础、前提(当然,儒家没有将民富与国富截然割裂,而认为两者是可以统一的)。儒家所理解的民富主要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指当政者应满足百姓物质层面的需要,即通过“制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使百姓拥有一定的固定产业和起码的物质财富;二是指当政者应重视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即通过“富之”、“教之”(《论语·子路》),富而后教,提高百姓的文化水平与道德素养,尤其要使百姓具备“富而好礼”(《论语·学而》)的良好品性。就实现富强的途径而言,儒、法两家也有所不同。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主张奖励耕战,开疆拓土,同时实行严刑峻法,赏功罚罪。他们认为,国家富强须凭借实力与法治(当然,他们所谓的“法治”与现代社会的法治观念不可同日而语),而非仁政与德治。仁义道德之类的说教在法家看来都是无用之物。儒家的富强观强调富民,他们倡导的富强方法也相应地带有富民的色彩。比如,中国历史上不少儒家学者主张通过实施轻徭薄赋、黜奢崇俭的政策,减轻百姓的负担,从而使民间得以积聚一定的财富,激活经济发展的活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是国富与民富、国强与民强的有机统一。不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数十年间,曾经将国富置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国富优先的策略“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扩展经济总量、反贫困上都取得了重要成效”[3] 46,因而也发挥了其历史性的作用。但国富优先也有其缺陷,比如,它不利于劳动者报酬的快速增长,抑制了社会消费需求。有鉴于此,当前我国在兼顾国富与民富的同时,亦可适当突出民富的重要性。国家致力于经济建设,最终目的即是为了改善民生,使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从国富优先走向民富优先乃是大势所趋,实行民富优先的策略,可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进而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扩大消费总量;同时亦可削弱因行政垄断等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促进社会公平。

  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范畴,也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深厚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虽然缺乏近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民主理念,但却有源远流长的民本传统。不少早期中国古典文献已论及历代圣王以德治民、爱民保民的治国之道,《尚书》甚至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泰誓》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这就把人民视为国家安定、政权稳固的根基,而且把“天”与“民”等同起来,天意即是民意。儒家创始人孔子宣扬的“仁者爱人”、“有教无类”和“为政以德”等学说也彰显了民本思想。孟子更是不遗余力地呼吁、倡导民本思想,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此处之“贵”乃“重要”之义。孟子认为,有“民”才会有江山社稷和万人之上的君主,因而“民”对于一个社会的长治久安是最重要的因素,民心向背也成为国家兴衰存亡最根本的原因。荀子则以“舟水之喻”形象地说明了君民关系,并从这一角度阐释了民本思想。他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荀子·王制》)水既可“载舟”,也可“覆舟”;同理,人民既可拥戴君主,也可推翻君主。这一比喻旨在告诫执政者要爱民、重民,以民为本,否则便可能招致亡国之祸。唐代贤相魏征用“舟水之喻”劝诫唐太宗,“唐太宗深以为然,时时用此喻警醒自己。他励精图治,以史为鉴,以人为镜。唐太宗与群臣一同开创的‘贞观之治’,就是在民本思想指导下进行的”[4] 54。其他传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韩愈、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以及传统墨、道诸家亦无不重视并阐发了民本思想。

  应该说,传统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理念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倡导以民为本,暗含着为民做主的意味;后者则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不过,无论是民本还是民主,都蕴含有“民意”、“为民着想”的成分,两者不存在根本的冲突。这就为传统民本思想向现代民主理念转型提供了可能性。况且,中国古代思想家尽管没有明确倡导民主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少数思想家已具有民主思想的萌芽。比如,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就主张“以天下为主,君为客”[5] 2,认为设立君主的目的是为了兴公利、去公害,这样的君主并非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而是需要道德高尚、能力出众、勤奋肯干的人来担任。可是,“后之为人君者”的所作所为与设立君主的初衷却是背道而驰的,他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5] 2,即认为天下是自己的私家产业,可以任意盘剥,供他们自己和子孙享受。这就颠倒了理想的、应然层面的君民关系,而“以君为主,天下为客”[5] 2,君主奴役百姓,以谋其私利。这样的君主非但不是百姓之福,反而成为百姓之害。为了防止君主的胡作非为,黄宗羲主张对君权加以限制,并提出了一系列不乏启蒙意味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的主张。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积极吸收、批判借鉴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以及黄宗羲等人启蒙学说中的民主思想萌芽。

  文明是象征人类进步和社会开化的一种标志,是人类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传统文明源远流长、包罗万象,其核心则是礼乐文明,故笔者这里以礼乐文明为切入点,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文明”的传统文化渊源。中国很早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礼仪之邦的形成与周公制礼作乐有很大的关联。当然,周代礼乐并非周公一人创制,而是经过西周数代统治者及贵族阶层的努力才最终完成。较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及其践行是西周文明程度的综合体现,也是西周宗法社会得以保持和谐有序的前提与保证。尤其是西周的礼制,一向以细密、详备著称,各种政治、外交、军事、祭祀等活动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都被纳入到礼仪规范之中。后世儒家十分重视西周的礼制与礼学思想。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以复兴周礼为己任。在他看来,只有实行礼治,才能建立起“天下有道”(《论语·季氏》)的社会秩序。荀子认为礼、法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他主张“隆礼重法”(《荀子·君道》)。其他历代儒家亦注重研究周礼,并阐发了各自的礼学思想。礼乐文明在中国古代曾经发挥了“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作用。

  批判继承传统礼乐文明,将有助于培育现代文明风尚。传统礼乐文明折射出来的礼让精神尤其具有较强的现代价值。礼让也可称为敬让、谦让、尊让。它是指人际交往过程中在不违背礼的前提下,对名利、财货、声色、珍玩等利益的主动谦让,是一种舍己为人、以礼待人、乐群贵和的美德。当然,中国传统所谓的礼让,“并非无原则地退让,而是以礼而让、据礼而让。让人必须从根本上利人,而不能促恶,对于违礼之举,不仅不能让,还要坚决与之斗争,绝不容许其泛滥”[6] 342。只有人人礼让,才能形成谦和的品德,提高文明素养,进而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的社会理想。不过,传统礼乐文明也需要与时俱进。以礼为例,古往今来,礼的基本精神虽然有一以贯之之处,但礼的具体内容却并非一成不变,殷礼不同于夏礼,周礼不同于殷礼,周礼到了秦汉时期也要进行变革,其他各个朝代对于前朝之礼都会有所损益,如此,礼才不会沦为僵固的教条。如果时代已经变化,若仍践行古礼,既会让自己感到别扭,也会使对方难以接受。因而,在保持并发扬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应根据时代特点对古代礼仪制度以及具体的礼节进行变革,而不可一味固守古礼。礼可以维系社会人心,规范民众行为,使不同人群都有相应的准则可以遵循。如果以复古的心态对待礼,便有可能把礼异化为所谓“吃人的礼教”,后者应当是我们批判的对象。

  和谐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条目。中国历代思想家大都看重和谐,并多有阐发。他们所谓的“和”主要包括三层含义:天人和谐、社会和谐、人的身心和谐。天人和谐主要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学说中,尽管也有“天人相分”之类的言论,但这种观点不占主导地位。大多数思想家反对把天人割裂、对立起来,而是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是贯穿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一条主线。中国历代思想家大都能以整体的观念看待天、地、人以及万物,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交融和谐。这种“天人合一”观在今天显然没有过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愈来愈显示出它的价值。人们已经意识到,如果人类继续对自然进行无节制的开发、利用,就相当于是在剥夺未来人类生存的权利。人类需要爱护自己的环境,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征服自然,而只能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适度地利用自然,使之更加符合人类的需要,同时也使自然界的万物都能各遂其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无疑也要重视这种思想资源。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像传统道家老子、庄子那样片面地突出因顺自然,而要以更加主动的方式达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的身心和谐等观念同样不乏现代启示意义。中国古人一向主张以和为贵,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中尊重对方,尽量为对方着想,以对方为重,求大同而存小异,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维护群体的共同利益。“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之类的古训被多数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人们普遍奉行的处事原则。人的身心和谐则是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的前提和基础,因而也被历代思想家津津乐道。不过,在实现身心和谐的途径上,不同派别的思想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比如,道家主张谦下不争、知足者常乐;儒家主张在情感与理性、欲望与道德之间寻求平衡,以便获得平和、安宁的心灵状态。这些不同的身心修养方法都可以为今人批判性的借鉴。

在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既不可简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可食古不化、照搬照抄,而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关于此点,现代新儒家冯友兰先生的相关论说可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众所周知,冯友兰在20世纪50年代曾提出“抽象继承法”,该学说在其后期学术生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它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要不要继承、继承什么以及如何继承等问题。冯友兰在《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作全面了解,应注意到这些命题的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意义,一是具体意义。”[7] 94继承哲学遗产要“取其抽象意义而不取其具体意义”,这种观点被称为“抽象继承法”。冯友兰所谓的“抽象意义”,就是指命题的普遍意义、一般意义,它可以在各个历史时期被赋予新的内涵;“具体意义”则是指命题的特殊意义,是不同时代人们对它的不同了解,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和消失。当然,并不是所有命题都有这两方面的意义。冯友兰认为,讲继承只能是抽象继承,现代人所要继承传统的往往是一个道理、一个规律,而这些都是一般、抽象的东西,继承过来,经过改造,又成为具体的。如果在哲学命题的具体意义上继承,那只能是纯粹的复古倒退。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与其新理学思想体系有着内在的关联。他把统一的客观世界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多样性的实际事物,即殊相;一个是事物中蕴含的规定性,即共相,亦即规定事物为某一类的固然之理。就共相和殊相的关系而言,冯友兰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共相蕴含于殊相之中,但他主要还是突出了事物共相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强调了事物的共相对于规定事物本质的决定作用[8] 123。冯友兰受到了现代西方新实在论思潮的影响,其新理学思想体系试图追求一种共同的、普遍的“理”的世界(当然,冯友兰晚年则又逐步重视对“具体的共相”的把握),而他的“抽象继承法”就是要力求找出抽象意义上的共相。因而,冯友兰的“共相”说是其“抽象继承法”的一个理论基础。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给我们的启示意义在于: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拘泥于具体形式上的模仿,而应注重“神似”,关注其背后的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应批判性地借鉴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理念,而非某种具体的价值或道德规范。后者或许适宜于古代社会,却未必与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现代社会相合拍,故不可将其直接照搬到现代社会,更不可用已经过时的某种具体规范来要求现代人遵循,这既无可能,也无必要。

  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批判性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又应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9] 23。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仅仅停留于保存、模仿、因袭与复制的层面,而要对其加以改造、转型、拓展与完善。否则,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被继承的对象便只具有文物古董的价值,无法获得其生命活力。如此一来,它与现代人便是隔膜的,无法融入到现代人的精神世界。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造、转型、拓展与完善,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或者创新性的活动。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间是辩证统一的。继承是创造、创新的前提与基础,而创造、创新则为继承提供了动力与保障。一个社会的文化要得以推陈出新、向前推进,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尽管是两个密切相关的概念或命题,但两者也各有自身的侧重点。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创造性转化主要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而作出的努力,本体是“中国传统文化”,目标是“转化”,要求是“创造性”,旨归是“服务”;而创新性发展则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进行的创新努力,“中国传统文化”是底色,“发展”是追求,“创新”是根本特征,旨归则侧重于提炼出能融入现代社会之中的新内容[10]。

  吸收、借鉴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旨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其文化根基。若要进一步区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显得更为重要。后者是目的和根本,前者是为后者服务的。只有厘清此点,才能把握主次,辨析本末,进而坚持正确的方向。尚需指出的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并非意味着排斥世界其他文化传统的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11] 5。世界其他文化传统也包含了不少真知灼见。以西方文化为例,西方文化中蕴含的科学、理性、法治等精神以及注重个人权利、追求自身幸福的意识就具有积极正面的价值,应当给予重视。当然,吸收西方文化中有益的思想观念,也需要根据中国的国情对其加以改造、扬弃,以便使其真正发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作用。概而言之,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应当处理好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弘扬、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固然重要,但却不能将其发展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能发展成为民族沙文主义或文化上的原教旨主义。我们在珍视本民族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应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善于吸收和利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成果,从而加速自身文化的发展,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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