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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忠: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结构

文字:[大][中][小] 发布时间:2019-6-25  浏览次数:132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内在具有三大结构性张力,即“民族的与世界的”、“传统的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一充满张力的实践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其有效整合了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三种文化资源,内在的结构形如一颗“智慧之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孕育这颗智慧树的“土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滋养这颗智慧树的“根脉”,马克思主义构成这颗智慧树的“主干”,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则是这颗智慧树的“枝叶”。如上四大基本要素相互依赖,有机统一,并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共同促进智慧树茁壮成长。

[关键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结构;智慧树;

 

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24个字为基本内核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有效吸取和整合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三种文化资源凝练而成的。然而,学界对如上三种文化资源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架构中的位序、作用和功能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之关系的界定存在相异甚至相反的论断。比如,有的学者将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有的学者则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为“理论基础”;有的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在实践,有的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一而足。那么,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架构中,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三者各自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又具有何种作用和功能?整体呈现出什么样的结构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又是何种关系?针对这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梳理总结理论界已有论点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更具包容且逻辑一贯的结构范式和解释框架,以期能对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结构有所助益。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土壤”

 

     任何一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归根结底都源于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实践过程,并反过来规范和引导现实生活过程,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其具体内涵和外延而论,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无疑也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结果。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党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些列重大问题进行探索和回答,不断汲取各方面的思想文化成果和实践经验,才逐渐凝练和概括出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关系在价值观上的反映,“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孕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而下”的“土壤”和“源泉”,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形而上”的价值升华。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反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自觉和价值导向,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规范和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很可能因丧失价值引领而误入歧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丰富、多维和深层的“文化结构”,同样也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深厚的“土壤结构”。要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在的文化结构,有必要对孕育它的“土壤结构”进行剖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在由“世界之维”、“历史之维”和“国情之维”组成的立体坐标系中展开的:(1)就“世界之维”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人类社会已经开始步入“全球化”的历史前提和时代背景下展开的。这一宏观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既要有民族的主体意识,又要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全球化浪潮中去,用辩证批判的历史理性去积极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2)就“历史之维”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中国人民近代以来170多年斗争史,中国共产党90多年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60多年发展史的延续和发展而不是断裂。这一历史方位决定了我们必须既要批判吸收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的伟大实践中积淀而成的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对之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创新;(3)就“国情之维”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这一基本国情使得我们国家的现代化任务显得尤为繁重和复杂,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首先需要借鉴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成果,完成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又需要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意识和未来眼光去对待资本主义的已有文明成果。

概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如上三维向度使得它必须在如下的三大结构性张力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即“民族的与世界的”、“传统的与现代的”、“资本主义的与社会主义的”,这三大结构性张力又反过来决定了当下中国核心价值观建构的基本原则和方向。由24个字为基本内容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这三大结构性张力中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和结合点。因为它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又与世界的主流价值理念相呼应;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继承和发扬,又充满时代特色和现代气息;既批判吸收了自启蒙运动以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诸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现代性成果,又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高度赋予其社会主义的新内涵。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没有陷入西方普世主义的陷阱,而是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意识的前提下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兼收并蓄;我们既没有“照着传统讲”,也没有“照着西方讲”,更没有完全撇开中西方已有的思想文化成果去“另起炉灶”,而是立足于中国特殊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根基上“接着传统讲”,“接着西方讲”,“接着马克思主义讲”,在继承中超越,在超越中发展。

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结构上相契、在功能上相适应、在内容上相匹配,就是因为它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土壤”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价值体系,后者的多重矛盾及其内在张力决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综合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并将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组成一个新的“生命体”。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根脉”

 

一般地说,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特有的文化传统和精神积淀,在世界文明体系当中具有原创性的中华文明更是以其源远流长、自成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而著称。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成果,并通过长时间的历史传承和积淀,以各种方式深深地嵌入到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之中,范导着我们每个人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正如习近平所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疑是当代中华儿女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进行思想文化创作的历史起点。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的以24个字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在充分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后总结、凝练、提升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当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离不开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滋养。因此,“我们决不可抛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我们要很好传承和弘扬,因为这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丢了这个‘根’和‘魂’,就没有根基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汇聚了儒、释、道、法、墨等于一体的思想文化体系,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蕴含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有利于个体道德修炼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精华。在天人关系的自然观、群己关系的社会观、人我关系的道德观、身心关系的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可以为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海德格尔曾指出: “一切本质的和伟大的东西都只能从人有个家园和从传统中扎了根中产生出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亦是如此,诸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价值理念,我们都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本典籍、诗词佳句、名人典故中找到相应的“根脉”和“因子”。比如:关于富强,早在《尚书》中就有关于“裕民”、“惠民”的思想,在《管子·治国》中就明确提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儒家更是直接把“富民”作为“仁政”的重要手段和目标,孔子有“富之”而后“教之”的施政方略(《论语·子路》),孟子认为“无恒产则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荀子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荀子·大略》),可以说是“儒道一以贯之”,历朝的统治者也无不把强国、富民、安民作为重要的治理目标。再以“民主”价值观为例,其与我国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就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从孔子的‘仁政’,到孟子的‘民贵君轻’,到荀子的‘立君为民’,到贾谊的‘民为政本’,最后发展到黄宗羲的‘民主君客’,从而成为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此外,诸如“以武功定祸乱,以文德致太平”(《苏东坡全集·书王奥所藏太宗御书后》) 的文明观;“和而不同”(《论语·子路》)、“和实生物、同则不济”(《国语·郑语》)的和谐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自由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平等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礼记·礼运篇》)、“天公平而无私,故美恶莫不覆;地公平而无私,故大小莫不载”(《管子·形势解》)的公平观;“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的法治观,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敬业乐群”、“人无信不立”、“仁者,爱人”等,都与我们当前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传统文化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充满时代气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传统文化而更具文化根基和历史厚重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具有博大精深的内容,又通过各种物质遗产、制度礼仪、文学艺术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其不仅可以在内容上不断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丰富多彩的形式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以外显和表达的载体。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抽象的“形而上”的范畴,其需要外化为具体的“形而下”的形式,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此方能使抽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接地气”,从而对鲜活的社会实践起规范与引领作用。而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历史长河中那些感人肺腑、深入人心的名言典故,深得国人喜爱的各种诗词、戏曲、散文、艺术、绘画等,无疑都是新时期培育、诠释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契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色、彰显民族品格。此外,包括传统伦理思想中的“道德主体意识、内省自律修养方法、知情意行统一的品德结构和心性修养的理念”,都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提供方法启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游离于民族文化之上而在真空中产生的,更不能漂浮在意识形态的空中,而应深深地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言:“我们要重建道德和价值观念,要从传统文化中去吸取营养,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重新引进另外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价值观念,那是没有根的。我们当然要吸收其他的优秀文化,你民族的根扎得越深,你的吸收能力就越强。”脱离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必定是“无根的浮萍”,唯有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在当代中华大地茁壮成长、开花结果。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主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尽管整合了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但它既不是传统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而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其“社会主义”的规定性正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取向赋予它的。马克思主义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和“主干”,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24个字无不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蕴和价值禀赋,也因之使这些价值范畴超越了传统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和资产阶级的价值观。

就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言,我们倡导的富强,不是富而不均、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更不是弱肉强食、国强必霸的帝国主义,而是“人民共同富裕和国家繁荣强盛的有机统一,是和平发展与共享共赢的崭新模式”;我们倡导的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少数有钱人的游戏,而是主体广泛、内容真实、运行高效、内涵丰富的民主;我们倡导的文明,不是资本主义式的片面追求价值增殖的文明,也不是道德伪善、精神荒漠化的文明,更不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文明,而是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于一体的全方位的文明;我们倡导的和谐,是以消灭“私有制”这一造成不和谐根源为旨归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个体内在的身与心的全面和谐。

就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而言,我们倡导的自由,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的“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因为“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他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自己自由的限制”。而是在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的基础上个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自由,是消灭了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的依赖性”和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性”之后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我们倡导的平等,不仅是“消灭阶级特权”的平等,而且是“消灭阶级本身”的平等,这种平等“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我们倡导的公正,不是仅限在“机会公平”和“程序正义”意义上的形式公正,而是机会公平、程序正义和结果平等的有机统一,是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公正。我们倡导的法治,不是简单的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更不是对资本主义法治理念和制度的照抄照搬,而是“立足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文化传统,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现人民意志、保护人民权益。

就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而言,我们倡导的爱国,不应是对“阶级国家”这一“虚幻的共同体”的维护,而是基于“人民国家”这一“真实共同体”基础上的爱祖国与爱人民的统一;不是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而是以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本质为基本前提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有机统一。我们倡导的敬业,不是在资本主义这一“现代奴隶制”之下带有强制性的“异化劳动”和“谋生劳动”,而是“谋生劳动”和“自由劳动”的统一,是“敬业”与“乐业”的统一。我们倡导的诚信,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下在功利层面迫于市场的契约关系和信用惩戒制度的“信而不诚”的法律意识,而是建立在“诚者,天之道也”这一本体论境界之上的“诚”与“信”相统一的伦理道德精神。我们倡导的友善,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与人相互排斥和算计,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家庭式的友善;不是资本主义下“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的伪善,而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亲善;不仅是与人为善,也与物为善。

如上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无不内蕴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价值理念为“主干”才支撑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厦,使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避免因字面的相同或相近而与传统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相混淆,并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得到层次更高、内涵更深、范围更广的诠释。

 

四、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枝叶”

 

人类文明总是在累进式的关系中不断发展的,新的制度形态也总是在吸收前人和他人已经创造出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才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虽是社会主义在价值观层面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但又不是游离于世界文明大道之外的“乌托邦”,而是在批判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包括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就历史的起源语境而言,诸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表征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无疑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更切近的关系,它们是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用来批判封建专制的重要思想武器。其中,自由是用来反对封建专制和奴役以及人身依附关系的;平等是用来批判封建社会的等级和阶级特权的;民主,即“主权在民”,它是对封建社会“主权在君”原则的颠覆;法治则是对封建社会无处不在的“家长制”、“一言堂”的否定,也是近代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中的契约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政治化表达。

如果从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之维审视,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这些价值观念显然是构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式,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一道构成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整体框架,不免带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也未完全付诸于实践、兑现为现实。但如果剔除其在理论层面的“意识形态阐释”和在现实层面的“选择性实践”,这些有别于古代农耕文明的思想价值观念又确实表征着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符合历史进化的总方向,无疑是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政治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共享性,不可视为资本主义的“专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当初对这些口号的批判也不是要否定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本身,而是批判这些价值观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虚伪性和不彻底性。相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和实践目标恰恰就是围绕着如何在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消灭剥削、压迫和异化,建立能够真正实现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治的理想社会,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就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本质而言,其也应该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为我所用。这是因为,随着分工和交往关系的发展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在全球范围的扩张,人类历史已经走向全球化时代,各种制度体系和文明体系下的不同思想价值观念就会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相互激荡、相互借鉴、不断融合,以往小农时代背景下的民族的封闭性、片面性和狭隘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也不可取。也正是基于历史已经步入“世界历史”的大前提下,马克思认为那种地域性的、狭隘的共产主义越发不可能,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定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世界历史性”本质要求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应秉持开放的精神,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因此,把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整合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就中国传统文化而言,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在农耕文明的土壤上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其整个精神气质带有自然经济、宗法血缘和官僚文化的气息。尽管我们也能在传统的典籍文本中找到一些关于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的思想材料和价值资源,但就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范式和价值体系而言,诸如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等价值观念本质上是在有别于农耕文明的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土壤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从历史的起源来看,这套价值体系无疑是“欧风美雨”的产物,是外部嫁接移植的结果,并非我国土生土长而来。而我们是在未经资本主义文明充分洗礼的延续几千年的小农社会的土壤上开始社会主义的历史征程的,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诸如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压制民主、不守信用、专横跋扈、贪赃枉法、家长制等各种官僚主义现象仍或隐或现地大量存在,而“官僚主义”本质上是小农社会的产物。从这一层面而言,我们也需要积极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特别是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降的现代性价值观念来肃清我们传统文化之根中大量存在的官僚主义的“流毒”和“病菌”,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颗智慧之树才能枝繁叶茂、茁壮成长。

 

余论:结构与功能——四大要素的作用机理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宛如一颗“智慧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分别构成这颗“智慧树”的四大基本要素——土壤、根脉、主干、枝叶。此四大要素在这一“智慧树”的整体结构中发挥各自的功能: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孕育这颗智慧树的“土壤”,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三者相统一的“基础”,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同时,其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之根本态度和方法的最终依据与衡量其利弊、得失、成败的“检验标准”。思想文化及其内在的价值观念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引领和规范社会实践,正确与否的最终标准也在于是否有利于社会实践。因此,我们要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为根本标准和评价尺度对它们进行评价、鉴别和取舍,并在实践中不断吸取养分推动三者向前发展。

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滋养这颗智慧树之“根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国特色”的重要标志。“根深”才能“干硕”而“叶茂”,作为“主干”的马克思主义和作为“枝叶”的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唯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衔接好,并在内容和形式上中国化,才不至于在世界文化激荡中沦为“无根的浮萍”,才不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也才能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一“土壤”中不断地获取新的营养和源泉而永葆生机。

3、马克思主义作为这颗智慧树的“主干”,是智慧树的灵魂之所在,统摄、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脉”因马克思主义之“主干”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并撑起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使命和任务。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之“枝叶”也因马克思主义之“主干”才能“开花结果”,否则便会沦为悬浮在空中的虚无缥缈的意识形态。

4、人类文明优秀成果作为“枝叶”,是这颗智慧树之多姿多彩的体现,也是智慧树进行“光合作用”的重要机制。马克思主义的“主干”唯有与整个人类文明的“普世之光”进行“光合作用”,不断地从人类文明中汲取阳光和雨露以发展壮大自身,才能既“与时俱进”又“与世偕行”。“叶落”而“归根”,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反过来也会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借鉴和启发。其最后也将与马克思主义一道,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大熔炉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国学,“民族的”与“世界的”最终将融为一体。

    以上四大基本要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颗“智慧树”中得到有机统一,并发挥各自的作用和功能,共同促进“智慧树”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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