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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意蕴及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文字:[大][中][小] 发布时间:2019-6-18  浏览次数:78

[内容提要]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特点是以“德”作为价值核心。“士”是为引导人们修身进德而构拟的道德形象,并被赋予种种人格内涵。为天下而奋斗献身的担当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华民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力。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文明模式,能够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德;士;以天下为己任;中华传统文化模式

[作者简介]彭林,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代以来,最令中华民族纠结的问题,莫过于文化选择。在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某些知识精英对本国文化的信心彻底崩溃,“全盘西化”似乎成为不二之选。世事沧桑,百年之后的今天,迫切需要对我们的文化传统进行再认识。中华文化存在的价值,不是为证明西方文化的唯一正确再增加一个新的例证。中国学者理应深入发掘本国文化的核心意蕴,与国际学术界平等交流,并为未来世界发展提供借鉴。

 

一、以“德”为灵魂

 

人类文明是多元的,不同文明的内涵与气象各有千秋。中华文明最基本的特点是以“德”作为价值核心,其起点是在殷周之际。武王伐纣之后,周人反思夏、商亡国的教训,两朝都曾经秉受天命,并且享有不短的国祚,可惜“惟不敬厥德”(《尚书·召诰》),对道德没有敬意,极度腐败,“故天降丧于殷”(《尚书·酒诰》)。“天非虐,惟民自速辜”(《尚书·酒诰》),上天将丧亡降给殷,不是上天暴虐,而是商民自己招致的罪辜。周公要求周人体谅小民“稼穑之艰难”(《尚书·无逸》),像文王那样,“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尚书·康诰》)。周公还引“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的古语,要求周人时刻关注民情民意,以之作为检验自己为政得失的镜鉴。在周人行将迁都于洛之际,召公告诫成王“不可不敬德”(《尚书·召诰》)。周公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底色,中国由此走上了以人为本、以道德为灵魂的“民本主义”道路。

在周代文献中,周人赞美道德之语可谓触目皆是,见于《诗经》者如“德音莫违”(《国风·谷风》)、“德音不忘”(《国风·有女同车》)、“德音不瑕”(《国风·狼跋》)、“德音不已”(《小雅·南山有台》)、“德音孔昭”(《小雅·鹿鸣》)等;见于《左传》者如“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传·僖公五年》),“德,国家之基也”(《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等;见于《国语》者如“懋正其德”“奕世载德”“光裕大德”“懋昭明德”(《国语·周语上》),“圣人树德于民”“德音不愆”“前哲令德”(《国语·周语下》),“以德荣为国华”(《国语·鲁语上》),“天祚有德”“以德纪民”(《国语·晋语四》)等,不胜枚举。“德”被视为立国的根基、判断善恶是非的准绳。先贤对于德政的论述极为周备,如召顷公说:“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之终也;慎,德之守也。守终纯固,道正事信,明令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国语·周语下》)此将慎、成、端、正作为令德的表征。

孔子继承周公以来的德治思想,笃信只有道德才能赢得长治久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他主张君子要为社会树立道德表率,以此教化民众:“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孔子以道德服人之说,影响最为深远,历代学者多奉为圭臬。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他认为最终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高城、深池、坚兵、利器、积粟、储米,也不是封疆、险固,而是人心的向背。这段脍炙人口的名言,高扬道德理性,经过千百年的传诵,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

在我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实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中,曾有过几个国力极为强盛的时代,明代郑和七下西洋,船队远至东部非洲,但中国始终没有成为殖民者。这是因为以“德”为灵魂的中华文化没有掳掠与奴役他人的罪恶基因。当今有西方学者宣扬“凡强必霸”理论,断定正在崛起的中国必然要走向霸权,并以此为借口,对中国施压。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这些人不是别有用心,就是对中华文化无知。

 

二、以“士”为人格楷模

 

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成为怎样的人,直接关系到社会的走向。早在与古希腊大体同时期的周秦时代,中国先哲就探索“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究竟何在的问题。人由动物进化而来,故人与之相似之处极多。以大猩猩为例,按照现代动物分类学理论,人与大猩猩同属于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哺乳动物纲、灵长类目;从解剖学的角度看,人与大猩猩的骨骼结构几乎一样,肌肉块数完全相同,雌性的大猩猩也有月经,两者之间的分界似乎相当模糊。人类若不能划清与禽兽的界线,就永远不能真正挺立起来、找到自己的尊严。

孔子最早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论语·微子》)的命题,并将“士”作为人格典范来塑造,希冀全社会以此为楷模,修身进德,实现人身的道德价值。

先秦时代,贵族阶层的基本构成为天子、诸侯、大夫、士。士处于贵族阶层的最下层,大多接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丰富,故人称“闻一知十为士”(《说文义证》),“辨然否,通古今之道,谓之士”(《说苑》)。他们求学的重心在“道德”,所以古人每每以此来定义他们:“守道者谓之士”(《新书·道术》),“士,蹈道者”(《尚书·多士》),“士,讲学道艺者”(《国语》韦昭注),“士,谓进士有德行者”(《礼记》孔疏),“士,有道德之称”(《大戴礼》王聘珍解诂),“士者,有德之称”(《尔雅序》邢疏)。社会各界都将士作为道德楷模来追慕。

周人崇信“天道”,视其为天之正道、宇宙公理。天道在人类社会的投影,即“君子之道”,是人生的正道。士追求“道”作为实现生命价值的最高目标。生命诚可贵,但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寿夭长短,而在于是否得“道”,即是否获得真理。孔子说“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论语·子张》),将临危受命、见利不忘义作为立身之大节,甚至舍生取义,“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他们不惜以生命捍卫自己毕生追求的道德理想,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此后,每当民族危急存亡之时,“杀身成仁”都成为万千志士慷慨献身的精神动力。

士以近乎严酷的要求修身进德,“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论语· 季氏》),“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他们有很强的道德自律意识,“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这更是中国尽人皆知的存问反省的格言。

士“无恒产而有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居仁由义”(《孟子· 离娄上》),身体力行,宽弘强毅,以毕生的精力践行自己的学问,《论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 泰伯》)“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论语·泰伯》朱熹注)他们无论仕与不仕,周身都充盈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古之所谓仕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可贵者也(“可贵”本作“富贵”,据王先谦《荀子集解》改。),乐分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也。……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荀子·非十二子》)

孔子、孟子、荀子等所论之“士”,绝非实有其人,而是为引导人们修身进德而构拟的道德形象,并赋予其种种人格内涵。受此激励,历代社会都有大批品格高尚的士出现,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这是中华文化非常独特的地方。钱穆先生说:“中国文化有与并世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绝对相异之一点,即为中国社会有‘士’之一流品,而其他社会无之。”[1]近代以来,尽管西学大有取代中华文化的趋势,而千年积淀而成的传统依然潜流涌动,以各种看似不经意的形式顽强地存在。典型的例证之一就是,在完全模仿西方建立的中国高等学校,所有学位、学衔的名称,都嵌入了作为中国文化人象征的“士”字,如学士、硕士、博士、院士,只是今人习焉不察,不知其中深意,甚至已经消解其中的道德追求,变成纯粹的专业技术名称,令人伤感。

 

三、以天下为己任

 

人类从何处来,又要到何处去,历来被认为是西方历史观的基本命题。其实,中国先哲凭借口耳相传的史料,以及周边文化发展相对滞后的民族学资料,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经历过由原始到开明的进化过程,这在许多著作中都有叙述,如“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白虎通》卷一);“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礼记·礼运》);“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易系辞》);“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淮南子·修务训》)。

先贤还认识到,人类是群体性的动物,惟其如此,故能战胜各种猛兽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将历史绵延至今,离开集体,谁都无法生存下去。中国人的“为君之道”,正是基于对人类能“群聚”、懂得“相与利之”这一道理的认识而建立起来的:“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惟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 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君道立也。”(《吕氏春秋·恃君览》)

西方经济学理论认为,人都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希望将个人利益最大化。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社会重视群体利益、忽略个人发展,因而是错误的。此说似是而非。中华文化中的士都是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优秀个体。士所希冀的利益最大化,不是狭隘的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群体利益的最大化,再扩而大之,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中国先哲的认知逻辑是,既然“利出于群”,故群体重于个人,“小我”理应服从“大我”。大量优秀的“小我”成就了强大的“大我”,“小我”与“大我”是利益共同体,并不对立。个人只有全身心融入群体,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人类进步作出贡献,个人价值才可实现最大化,才可成为千古为人所景仰的民族英雄,尧与禹就是其例:“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监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韩非子·五蠹》)

与柏拉图一样,孔子提出了人类发展的理想世界,将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他憧憬“四海之内皆兄弟”“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的未来社会。

《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知识精英的人生取径。儒者终身学习,旨在报效天下。《礼记·儒行》说:“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先实现自身的人格价值,然后以身许国,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必要时可以牺牲“小我”,捍卫“大我”,成为千年以来中国知识精英共同的人生理想。曹植说:“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求自诚表》)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出师表》)陆游挑灯夜读《出师表》后言:“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林则徐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这些都是掷地作金石声的价值观宣言。

北宋承五代之乱,积弱积贫,又受辽、金纷扰,国势危殆,而学者多有为国分忧之志,并由此确立了中华的“天下观”。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到明朝东林党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顾宪成《名联谈趣》),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 正始》),为天下而奋斗、献身的担当精神,已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深深扎根于社会各阶层,成为中华民族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伟力。

宗教文化的基本特点是关注彼岸世界,人虽然身体在今世,但实际上却是为来世而活着。今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希冀死后有好的来世,都是围绕着“我”的命运而忙碌。中华文化则不然,它不强调彼岸世界,每个人都实实在在地活在当下,儒学是入世的学问,所学所为,目的都是推动现实社会的进步,没有今世与来世的利益交换,只有浩然坦荡的无私奉献。

 

四、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模式

 

各民族的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有其合理性,应该享有平等的尊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的大约500年中,西方殖民者垄断了全世界的资源,长期奴役广大地区的人民,毁灭了他们的文明。为了证明自己的行为合理,他们制造出“西方文明中心论”以及“白人是高等人种”等种族主义理论,企图彻底摧毁异质文明的文化自尊。殖民时代结束后,某些国家继续图谋军事霸权与经济霸权,进而图谋文化霸权。他们变换手法,继续鼓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宣称自己是站在道德高地之上的上帝的选民,是理所当然的世界警察,唯独他们的文明才具有普世价值,其他文明都必须以西方文明为旨归。

西方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正确模式吗? 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有学者意识到西方文明的衰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梁启超到西欧考察,他目睹了这场由于列强分赃不均所引发的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意识到中国人不应盲目学习西方制度,尤其不能先把自己学成帝国主义,再去侵略别的国家。

梁启超认为,世界上存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两者并行不悖、各有优长,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他从大脉络入手比较中西文化,认为无论是上世史时代还是中世史时代,都是“我中华第一也”,唯独近世史时代不如西方,“相形之下,吾汗颜矣”。他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自尊,说要“三薰三沐”,感谢上苍,让他成为“此伟大国民的一分子”;他坚信,世界的前途正在大变动之中,“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2]! 中华文化非常优秀,完全没有必要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他还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当今的发展依然离不开本位文化。1914年,他在与清华学生座谈时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3]

当时的清华师生普遍意识到,科学技术可以从西方引进,但民族精神不能从外国引进;“全盘西化”只能使中国依附于西方列强,而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立与自强。1925年秋,清华校长曹云祥在开学典礼上批评当时流行的“新教育”,大都是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文化精神”,他希冀新成立的清华国学研究院,能“寻出中国之国魂”。[4]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以钱穆为代表的爱国学者倡导唤醒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惟有以本位文化为灵魂,“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5]钱穆在《国学概论》中批评某些人在“救国保种”的旗号下诋毁传统文化,认为“凡吾国种之所有﹐皆不足以复存于天地之间者”[6]399,进而“转生不甚爱惜之念,又转而为深恶痛疾之意”[6]399,其结果无疑会伤及国本,走向亡国灭种之路。

1941年,著名学者贺麟指出,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就是民族文化的复兴,而其主要潮流、根本成分就是儒家思想的复兴。他说:“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则中国将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权而陷于文化上的殖民地。”[7]近百年来,西方世界某些损人利己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引起各国的质疑,例如此前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却要由全世界为之买单,成为“美国感冒,全世界吃药”的典型案例,西方文明的各种弊端现已显露。弘扬东方文化之长、抑制西方文化之短,已经成为许多学者的共识。

许倬云先生指出:“中国曾经是和西方文明并行发展的另外一个文明系统。近两百年来,中国逐渐屈服于现代西方文明的力量。但是下一步呢? 我们会看见怎样的世界? 我们是否也应讨论作为一个曾经独立于西方以外的文化系统,此后将何以自处?”[8]

余英时先生说:“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中国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而且是循着自己的独立途径成长起来的。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中国完全可以和其他古文明如印度、波斯、以色列、希腊等相提并论。……我们现在大致有一个共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主要在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之下,前后经历了多次演进的阶段。但为了对于中国文明及其动态获得整体的认识,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独特方式。”[9]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民族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积累的知识智慧和理性思辨。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10]又说:“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10]这就表明,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是全方位的,除了包括科学技术、经济、军事战略之外,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文化战略。

中华文化曾经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中国的孔子与老子同属于人类“轴心时代”的巨擘。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以及哲人思想,对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直接为英美近代的文官制度所仿效,是我国对于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

中华文明有着独特的文明模式。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以神为中心;中华文明以人为中心。中华文化要求人们通过礼乐双修,涵养高雅气质,践行仁义礼智信,成长为道德高尚的“君子”。中华文化重视家庭文化建设,使之成为国家机体的健康细胞,自古把乡风民俗的端正看作国家的元气之所在,着力移风易俗,推动社会进步。这些都是中华文化中足以骄人于世的精华。

当今之世,宗教多具有排他性,因而多有局限性,而中华文化超越了宗教信仰的局限。虽然欧洲长期以来受到宗教文化的熏陶,但如今的欧洲年轻人正面临着将自己的灵魂交给谁来管理的严峻问题。中华文化似乎早就为这一局面做好了准备。中华文化超越宗教,人们可以自己管理灵魂,从而为解决西方年轻人的困境提供了希望。我们应该克服长期以来的文化自卑心理,看到自己文化的优越性。

中华文化从一开始就波及广袤的南北大地,覆盖面之广远非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可比。因幅员辽阔、地貌各异、风俗迥别,故思想家著书立说都会兼顾四方的种种差异。《礼记·祭义》中说:“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此即后世“放诸四海而皆准”一语的出处,是中国人注重自己学说的普适性的鲜明表述。

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事件,将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是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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